主 人 公：韩桂山 
　　民　　族：汉族 
　　出生日期：1931年01月09日 
　　出 生 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兴趣爱好：热爱体育运动、关心社会公益活动  
　　座 右 铭：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本书涉及事件年表
　　1931年——出生于牡丹江省海林县
　　1936年——短暂的求学生活开始，就读于海林县完小
　　1939年——生父陈玉成去世
　　1941年——母亲与继父韩希凤结婚，我与弟弟、妹妹改为韩姓
　　1944年——就读于浩良河学校，继续读书
　　1945年——在日本人管理的“满林株式会社”做伯役；之后在邮政局做送信人
　　1947年——参加“土改”
　　1948年——继续上学
　　1949年3月——参军入伍
　　1950年——随东北野战军四野驻军抚顺；在沈阳东北第一届运动会中获得400公尺障碍比赛第三名，在部队中记小功
　　1952年——进入齐齐哈尔27步兵学校学习；在北京先农坛举行的第一届全军体育体验运动会中夺得军事三项技能个人第二名，动作被称为“突破苏联教册最高记录”
　　1953年至1958年——分别担任刘伯承、叶剑英、萧克的参谋；分别在阿尔巴尼亚、蒙古和朝鲜三国军队任教；期间军事三项队队长，曾获得“全国青年积极分子”称号
　　1954年——在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进修，每有国外同行到体校参观，都带头表演
　　1958年——于德国莱比锡举办的“首届社会主义阵营友军运动会”中，为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即军事三项冠军；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子陈寒出生
　　1963年——次子韩健出生
　　1966年——至七机部任军代表
　　1973年回总参军训部任体育参谋
　　1973年——继父韩希凤去世
　　1975年至1976年——在非洲任马里军体专家组组长
　　1978年——母亲甄喜荣去世
　　1979年至989年——任军事五项队队长，军事五项国际裁判、总裁判长；第一任军事五项国际裁判、总裁判长；第一任解放军集训队队长，原总参谋部参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世界冠军；原任队长的军事五项队分别被总参谋部、中央军委授予“英雄军事五项队”；期间军事五项队军体健儿喜获军事五项男子团体十五连冠，女子团体十连冠
　　1988年——退休；创办我国第一所少年军校
　　1991年——五弟韩桂友去世
　　2003年——非典期间向小汤山医院捐赠106万元保健品
　　2009年——四弟韩桂森去世
　　一、前言
　　二、家族的协奏曲
　　三、我的家庭
　　四、青春年少那些事儿
　　五、投身戎伍
　　六、体坛军旅
　　七、部队生涯大放异彩
　　八、动荡不安的历史变迁
　　九、功勋健将创辉煌
　　十、岁月拾留的回忆
　　十一、蜡炬成灰始方然
　　十二、后记
 　　前言
　　在我出生之前，父母因为恶劣的生活环境，踏上了逃荒之路。母亲怀着我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地找到了客居异乡（牡丹江海林县）的父亲。刚刚逃离落魄的日子，我们又深受东北伪“满洲国”复杂政治社会环境的桎梏。压抑的氛围如阴霾纠缠不散，残酷的生活若烙印印刻在手心，唯一能够温暖人心的只有亲情。  
　　动乱的环境顿时如潮水般冲毁了我仅有的梦。父亲在1939年被日本人活活打死。那悲惨的画面在我脑海里久久回荡，无法磨灭。美满的家庭破裂，上学的梦想终止，我头顶的天空，在那一刻倏尔久夜无日。生活的无奈迫使我不得不到日本人管理的株式会社做伯役。民族自尊感被压抑，人格惨遭践踏。自童年始，我便自然衍生出了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宏愿。  
　　母亲又觅得生命中疼爱她的男人，而我也再一次沐浴到了伟大的父爱。新中国成立，社会终于安定下来，那些久违的、隐匿在内心深处的梦想，也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我一生最难忘的就是自己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自此，打土豪，分田地，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我将一生戎马，贡献社会。  
　　我吃过别人没有吃过的苦，也因此为军事事业奠定了夯实的基础。1958年，德国莱比锡“首届社会主义阵营友军运动会”，出色的竞赛表现使我荣获世界冠军。我一生听到过最美妙的音乐便是在莱比锡中央体育场上，徐徐响起的雄伟宏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最珍贵的收获便是那座代表着冠军荣誉的、沉甸甸的水晶奖杯。  
　　而后的日子，我开始从事军事体育。总部参谋、国外任教、军事三项队队长、军事五项队队长等一系列的工作，把我的军旅生涯谱写得充实而又深刻。 
　　我患有糖尿病，通过努力和学习，又被称作“抗糖英雄”。晚年的时光，我依旧穿梭于各大医院和课堂，把自己在糖尿病方面学习到的成果和经验，传播给更多的人。 
　　我今年已经八十高寿，时光的流逝并没有使我感觉难过。相反地，我更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我要健康地向期颐之年甚至更长的寿命前进！ 
　　在我看来，生命没有尽头，只有无限的延续。只要认真努力地过好每一天，人生便会有无数个富有意义的日子。 
　　我认真地想：应该把自己的过往写成一部厚厚的书。这不仅是对我一生的回顾，同时也是我身为经历者的一纸箴言，并以此告诫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要珍惜和热爱如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亲人和朋友认识到不一样的我。
家族的协奏曲－－曲遗憾对家族的无知
　　这是我的家族，我人生最初开始的地方。这里有父亲教导我的勤奋与忠诚，有母亲示范给我的坚韧与执着，有继父警示我的进取与诚实，有兄弟姐妹给予我的温暖与关爱。人间至爱，大爱无声！
　　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县 
　　我的祖籍是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县。父亲的祖祖辈辈家庭都很贫困，这是我仅知道的一点。贫困人家每天为了养家糊口而绞尽脑汁，根本无暇谈及生活以外的事情。现在有时候我想，如果能生活在一个比较温暖的环境，不用很富裕，只要生活能揭开锅，我或许还能对自己的家族有更多的了解。关于父母的事情，我毕竟也参与过很多，还能知晓。而我祖父、祖母以上的这些人，我甚至都没有见过。 
　　对祖籍的地理环境，我都是成年之后回乡探望，才依稀了解到些许。我回过两次老家，其目的也只是想弥补一些由于自己对家乡和亲人的无知所遗留下的小遗憾。  
　　家乡的土房子 
　　当地老百姓住的都是土房子。粗糙的墙体，看起来破旧而又颓废，房顶“稀稀疏疏绕篱竹”，放眼望去也只有“窄窄狭狭向阳屋”。眼前的情景让我立时联想到过去父亲讲述到的清贫景象，我深深为之震撼。  
　　当时回老家的时候，祖父母皆故去已久，我只见到了还在家乡独自生活的三叔。父亲有弟兄三人，因为当时老家条件恶劣，无以为生，作为长子的父亲便带着二叔一同逃荒到了东北，只留下三叔在家。毕竟人口少了，生活压力也能减少许多。我到老家的时候，家里住的土房子基本都倒了，断壁残垣，被雨水冲刷得不成模样。唯一剩下一间牛棚，三叔就住在这里面，和牲口一起生活。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初次得见，对我的触动很大，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原来老陈家就是这种境况，父亲当时的生活该有多苦啊！  
　　1964年，在黑龙江伊春老家与家人合影，后排中为韩桂山 
　　回乡省亲这段时间，我陪着三叔在牲口棚中小住了两日。鼻间充斥着的是刺鼻的马粪味，我在其中和三叔对弈自娱。后来，三叔曾来过北京，我那时身在部队，也只是略尽绵薄之力，稍给了些钱，以后我们也再没见过。再说当时，虽然条件极差，可人对家乡的亲近和依赖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通过三叔的讲述，我也对自己的陈氏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  
　　在当地，老陈家是做穷苦力的。我的祖父是木工，父亲就随着祖父学手艺，同是木工，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小木工。他们主要做一些较大的项目，譬如盖房子、上房梁、盖大门，甚至还可以做棺材，小木工并不懂这些。  
　　后来三叔也问我为何对自己的陈氏家族一概不知，我解释说，年纪小的时候，父亲要讲给我听，可我不懂。等到6岁的时候，我真正懂事，想要多去了解的时候，父亲却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我更无从得知。 
　　生活在韩姓父亲的带领下，渐渐好了起来。一切都安定下来之后，我也想去山东老家，算是对自己生父的怀念。毕竟生父的骨骸送回老家之后，我一直都没有去坟前拜祭过。 
　　提起家乡，大家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提起亲人，人们也总是那么亲密。而对于自己的家族甚至亲人，我还是有些遗憾，遗憾自己没有机会多去了解一番。
生身父母
　　1936年合影，右后为生父陈玉成，右前为韩桂山 
　　我的父亲叫陈玉成，是搞木匠的，所以大家都称他“陈木匠”。平日里帮人修个大门、盖个房子、弄个房梁，也兼做棺材。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潦倒落迫。故乡山东适逢荒年，寸草不生。迫于生计，父亲在与母亲结婚之后不久，就带着我二叔（即父亲的二弟）逃荒去了东北。 
　　东北虽然贫瘠，但是土地很多，而当时中国人口也少，全国只有几亿人，所以人们就有些占山为王的意味。父亲那时在东北占下一块土地，从此有了自己的生活圈。父亲靠着木工的手艺做活计，二叔陈玉奇因为年龄尚轻，没有什么技能，只得给当地的地主富农们扛活，以此维持生计。而从清苦的山东转移到了自由的东北，父亲等人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  
　　木匠使用的工具（资料） 
　　再说我母亲甄喜荣。家中姊妹10人，母亲排行第六。她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仅比我大5岁，也是我唯一的舅舅。母亲娘家开豆腐房，以做豆腐为生。舅舅继承了这门手艺，98岁高龄还可以自己做豆腐。母亲的这些兄弟姊妹中，我只见过十姨和舅舅，其他大多感情不深。  
　　同样因为生活艰难，母亲七八岁时便来到陈家做童养媳，做家务、劳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听母亲向我讲述——我的祖母是个很厉害的角色，总是支使当年不足10岁的母亲做家务。刷碗、做饭，这些都是母亲的任务。有时母亲不慎将饭碗打坏，祖母也不让母亲用新碗，而是就着那仅剩的半个碗吃饭，而且给母亲的饭量也远远不足。因为吃不饱饭，母亲甚至在倾倒刷碗后的脏水时，还会捞出里面残余的米饭，囫囵吞咽，让人忍不住掬一把辛酸泪。  
　　母亲甄喜荣（时年60岁） 
　　母亲是个比较传统的中国女性。她没有文化，只在解放后的扫盲班上习得些。她裹过小脚，只是后来到东北后就放开了，并不是标准的“三寸金莲”。 
　　母亲18岁时和父亲结婚。婚后不久，父亲远去东北。而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母亲后来怀着我，不远万里地追随父亲而去。那时，中国还没有从山东到东北的直通火车，只能一段一段地不断倒车。而母亲从没出过远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更不要提东北了。于是，她只能一路打听，一路前进。母亲没有钱，只能沿途乞讨，向路上的好心人讨饭、要水，有时甚至三两天吃不上东西，饿到晕过去，不省人事。那也只能咬咬牙，待身体好些后，继续前行。白日里还好些，那漆黑的深夜更让人惶惶不安。母亲不仅要小心提防坏人，更要时刻担心那吃人的狼。因此，一旦夜幕降临，无论是在破庙里还是草堆中，母亲只得尽力藏在隐蔽处，整夜难以安寝。好容易等到天亮，又要继续赶路，境况十分凄惨。  
　　哈尔滨老火车站（资料） 
　　母亲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更不要提买票了。她只能偷偷地蹭上火车，躲在车厢的小角落里，不敢有任何举动，生怕被乘务员发现。从山东到奉天（今沈阳），再至哈尔滨。为了躲避车检人员的盘查，母亲又转换了一辆煤车，可还是被发现，被人连打带骂地赶下了车。出站后，母亲一番打听才知自己已经到达了哈尔滨，喜悦之情顿时冲散了所有的阴霾。而且，母亲也在途中结识了一些同为逃荒的人。这一大群人串联起来，各找各的丈夫，偶尔也能合计商量一番，倒没再经历更多的波折。终于，母亲在牡丹江追到了我的父亲。重逢的喜悦驱散了一路上坎坷的磨难，两人抱头痛哭，久久无语。 
　　那时我已经6岁，开始上学。我依稀记得那是一年学期末，我取得了班级第三名的好成绩，老师奖励给我一个笔记本。我兴冲冲地跑回家，想要和父母分享我的喜悦。可我回到家后，竟见家中站满了人，有人默默流泪，有人捶胸顿足，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更是直冲我的心际。拨开人群，我急匆匆地走上前去，只见父亲躺在炕上奄奄一息。他遍体鳞伤，浑身是血，呼吸更是愈发急促，只勉力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便没有了呼吸，含冤离开人世。小小年纪的我哭成了泪人，心中更是坚定要为父亲报仇——将日本人赶出我国国土！将那含血喷人的告发者绳之以法！时为1939年。好在上天有眼，那告发者最后也未得善终，死于非命。这就是后话了。  
　　再说当时，和我们一样，同时逃荒来到东北的人还有许多。仅我家居住地附近，就有陈村、姜村、韩村，其中又以陈姓人居多。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众人的关系也比较亲密，附近的红白事都是大家共同帮忙处理。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人帮忙打造了棺材，在东北这块荒地上找了块土地，将父亲下葬了。丧事处理得很简单。但母亲在父亲去世时哭得肝肠寸断的模样，我终生不忘。  
　　黑龙江省海林县 
　　父母相聚后，一起定居在东北。1931年2月9日，我出生在黑龙江省海林县。那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条件都算过得去，也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父亲在外做些木工，母亲就在家里开了个小铺，卖些瓜子、咸盐、酱油、扫帚等。从山东的没吃没喝，到东北拥有自己的小天地，这样的生活已是相当不错的了。这之后的1934年，我的大妹陈桂兰出生。1936年，我6岁时，也正式开始上学，学习成绩优异。  
　　父亲死后的第八天，我的二弟陈桂祥出生。母亲那时只有二十几岁，仅靠她一人来辛苦地照顾我们三个孩子。而且受封建礼教的影响，母亲也不得立即改嫁，而是需要先为我父亲守寡三年。待到父亲尸骨腐烂，收敛起来运回山东老家，她才可以另嫁他人。但在这三年间，母亲也未曾想过回老家寻求帮助，毕竟那里的生活更为潦倒。因此，母亲就一人辛苦操劳，为我们这个家忙碌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母一直相亲相爱，从来没有吵过架。母亲从小就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而后来到陈家做童养媳，生活也很艰苦。直到组成属于她自己的家庭，和我父亲一同在东北生活的这段期间，母亲才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因此，母亲更是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幸福。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外工作没有回家，母亲从来不让我们先吃饭。无论时间早晚，总要等到父亲回来，我们一家人才能开始吃饭。而平日里，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父亲就在外工作，赚钱养家，生活很和睦温馨。  
　　但天有不测风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整个东北地区。1932年，日扶植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帝国”。这本与我家并无太大关系。只是在我家所占土地旁边有一个白俄罗斯人办的养牛场。有一次，那里养的一头牛死了，被埋在了荒野里面。我父亲组织了几个人，在当天夜里把牛挖了出来，想要以此充饥。可不成想，此事被人告发。那些人污蔑我父亲要把这些牛肉拿给红胡子（意为“土匪”）吃，还对他施以严刑。
言传身教
　　父母早期在山东的生活经历很艰苦、严峻，转至东北，他们终于见到了另一番天地。这就如现在的打工者一样，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改变了，条件改善了，他们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东北这块充满自由与希望的土地，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父亲为我树立了一个忠诚、勤奋的劳动者形象，他的这些品质也在今后作用影响我的一生。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热爱劳动，十分勤奋的人。由于工作环境特殊——多工作多收入，父亲每日都是起早贪黑地进行劳动。忆及往昔，我回山东老家时从不走聊城，而是借由德州返回。聊城附近都是盐碱地，连火车都不开通。直至后来京九铁路通行，聊城才得以与外界连接。而那令人头疼的盐碱地，便是遇到雨水，也难有多好的收成。所以，初到东北后，父亲面对崭新的环境，才更为志气勃发，满怀信心地想要把家庭生活建造得更美好。而且，父亲在生活稍宽裕后，更是时刻惦念着远在家乡的亲人，挣得的钱也都会寄回一些，希望能够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些。为此，他就更勤劳、专注地投入到了他的工作中。  
　　我勤奋的秉性就与父亲的以身作则有关。自父亲去世后，我也曾去给别人打工，深知劳动的分量。因此，我这一生中，能够在部队中、社会里，处理好我的各项工作，都与我勤奋的品格密不可分。 
　　再有，父亲也教育我不要做坏事，要走正路；也不要沾染坏的生活习气，比如不要赌博，不抽烟，不喝酒。我如今都烟酒不沾，就是和我家族中的生活环境有关。父亲总是以身作则，向我传授着生活的道理。 
　　母亲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印象中有两点我始终铭记在心。 
　　母亲常说：“吃饭先喝汤，想死开药方。”其实，吃饭前喝汤这个习惯在最初只是因为生活困苦，条件所迫。为了能让我们都吃上饭，母亲在吃饭前让我们喝些稀汤，这样就能少吃些主食。但母亲调换了思考问题的角度，将饭前喝汤变成一种好的生活习惯。这是对身体有益的，以此来教导我们。 
　　此外，母亲还告诫我要结交正直的朋友。“虎”朋狗友会伤身。试想，与如老虎般凶猛残暴的人为伍，如何能有好下场？母亲以此引导我结交朋友需谨慎，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以后我在部队工作，讲课，找资料，也都遵循母亲对我的教诲，并以此教育我的部属，我的部属再将这些思想传达给更多的人。 
　　如今，我曾经的部属也有许多身居要位的，部长、将军、司令，大有人在，但他们都尊敬我。这就是因为我为人处事的方法、原则令他们信服、佩服。而这些都是我从父母那里聆听来的教诲。我始终坚持“犯法的不做，犯病的不吃”。做好人、做好事，积德行善。我感谢我的母亲，她教育我长大成人，走正路，结交正直的好人，堂堂正正地做人！
孤儿寡母过生活
　　父亲过世后，母亲被迫承担起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 
　　那时，母亲靠浆洗赚钱。所谓浆洗，就是帮人家洗洗衣物、缝补袜子之类的活计。如今袜子坏了就直接扔掉，但那时不同。人们生活艰苦，所有的东西都是缝缝补补，凑合着用。补袜子也有名堂，要用专用的袜板（袜板是用木头板钉制而成）。母亲将袜板套进袜子里，再拿块碎布将破洞补好。在大街或十字路口，母亲收集好这些需要缝补的袜子或衣服，带回家来加工，以此赚钱供养我们一家。  
　　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1978年母亲在301医院住院） 
　　而我在父亲过世后，也不再上学读书，而是在小吃店里做堂倌 。小吃店的老板是个叫刘庆长的山东人，也是到东北来逃荒的，和我父亲相识。店里主要销售豆腐。把豆腐切成块，搁点水，下面淋点油，做成煎豆腐，卖给客人。同时还兼售些烧饼、馒头之类的主食。百姓多穷苦，来到小吃店也多是点个烩豆腐，再配上个烧饼或馒头就是一餐，吃完便走。  
　　我那时负责在店里扫地、收碗、刷碗、倒脏水桶，也给老板倒马桶，大抵是这样的情况。而虽说小吃店老板和我父亲相识，但他并没有因为我家庭困难而对我多有照顾，反而不如父亲在世时热络。世态炎凉，这也怨不得旁人，我都是自己咬牙坚持下来的。 
　　但我的劳动并未减轻家中负担，只是我外出做堂倌时，能为家中省下一顿饭菜。我自己就在小吃店里吃些，有时别人剩下的残羹冷炙我也要捡回来吃掉。虽说略微挣些钱，可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流逝。母亲守寡三年，供养三个子女。我放弃学业，劳苦三年跑堂。三年之后，我们把父亲的骨骸收敛起来送回了山东老家。母亲终于重回自由身，也遇到了给她一生幸福的韩姓丈夫，也就是我的继父。  
　　对于母亲，我是深深地尊敬与佩服的。身为女人，她美丽善良；身为妻子，她温柔贤惠；身为母亲，她宽容慈爱；身为家庭妇女，她勤劳得体。穷尽一生，母亲始终勤勤恳恳。对待老人，孝敬恭顺；对待丈夫，理解包容；对待儿女，耐心关爱。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公，她宽容隐忍不苛责，但却积极面对敢争取。她始终珍惜自己的人生，善待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母亲，才能够在父亲去世后，独自一人养育我们这三个年幼儿女，三年之内从未放弃。就是这样的母亲，才真正值得我发自内心的尊敬与敬爱！
我的继父
　　1941年，母亲为父亲守丧三年期已满，嫁给了我的继父韩希凤。 
　　母亲和继父是在这三年间相识的。母亲靠浆洗、缝补来养活我们一家四口，时常需要上街去寻找活计，恰逢继父需要找人帮忙缝补衣服、袜子，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继父从母亲口中得知，她一个女人，要靠这些工作来养活一家四口人，长子也只能在别家做堂倌。了解情况以后，继父便对我家多有关照。平日里生活遇到困难或是家中有人生病，他常来救济、帮忙。 
　　继父是河北蓟县 人，家中以种植果木为生，条件要比我生父家好上许多。而且继父没有兄弟姐妹，是家中独子。他原是冯玉祥部队中的老兵，退伍后就给别人打工。 
　　母亲选择与继父结婚也并不是走投无路，甚至当时还有其他一些人对我母亲表示出好感。可是，通过多方面的考量，母亲更为中意继父。虽然继父比我母亲大一二十岁，时年已47岁，但人更重要的是思想和德行，继父在这方面的表现很得人心。  
　　在幼时尚不成熟的思想里，我也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继父是个好人，是个很根本的人，更遑论是我母亲了。 
　　继父退伍后做“赶棱”，相当于装卸工的工作。那些从山上伐下来的树，渡过牡丹江后，继父要负责将它们从江里拉上岸来规整好。这就是继父的工作，与一般逃荒之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赶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它还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用绳子拉拽木材；另一种则是4或8个人，将木材抬上岸来。但无论是哪种形式，这种工作都是十分辛苦的。可继父从不抱怨，一直认真工作，是个十分勤劳的人。再者，一般当过兵的人都有些不良习气，抽烟喝酒这些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继父却从不沾染这些，洁身自好。最难得的是，继父从未结婚，如今却要径直照顾我的母亲和我们这三个年幼的孩子，起步就很艰苦，负担要比旁人沉重许多，但他依然善待我们这些非他亲生的孩子。综合继父这些良好的品行，母亲最终同意与他喜结良缘。
　　继父和母亲都是穷苦人，对于结婚一事也并没有铺张操办，只是在家中摆上一桌饭菜，大家聚在一起吃一顿就算礼成了。婚后，继父搬到了我父亲生前留下的房子中，我们的新家正式成立。我和弟妹们也正式改为“韩”姓。  
　　婚后，继父和母亲的新生活很和满，彼此恩爱非常。就我眼中的他们，从来没有过磕磕绊绊，这在任何家庭中都是极为少见的。母亲操持家务，后又学医，帮人接生小孩。继父则是靠劳动养家。他们辛苦劳作，勤奋打拼，维持着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家。之后，他们又先后生了4男1女，且一个比一个优秀。在我这众兄弟姐妹中，有5人后都进入了部队当兵。  
　　至于继父家族中人，我不太清楚。只是后来我回到北京，曾去河北探望过。他们问及我父母的结合过程，我说：“我们的地区原来是个平原省，我爸爸和妈妈就是在划平原省之前结婚的。”其实，平原省在建国前确实是存在的，而建国后则一分为二——一半划在河北，一半归为山东。只是这与我母亲与继父的结合实则毫无关系，不过我是想让我的家族对我母亲有一个好的印象。  
　　但新家成立后，我们这3个同父同母的兄妹，以及继父和母亲又育有的5个弟妹不分彼此，关系十分要好，真似亲兄妹一般。这也确实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刚柔并济
　　继父陪伴我走过了更多的人生路，他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 
　　在感情上，继父给予我深沉而又厚重的父爱。我至今依然记得，他在我生病时背着我去医院治疗时的情景。脸贴在他温暖宽厚的后背上，我莫名地依恋与感动。想着他在我一家最痛苦艰难的时刻走入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环境，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以后他对我母亲的百般疼爱与体贴，对我一干兄妹的照顾与呵护更让我为之动容，父亲的形象也在我心中愈发高大起来。  
　　但继父对我们并不是一味地溺爱，而是会用很严肃的态度来教育我们这些子女。我入伍以后，父母曾来部队探望过我。那时，继父还会主动去和我的领导谈话，了解我在部队的表现情况。领导评价我：“你这个孩子不错！吃苦耐劳，勤学苦练……”父亲对此表示满意，但他也不忘教导我：“我听领导讲了。领导对你的印象很好，希望你继续下去，好好训练！要吃苦耐劳，要尊敬领导，要团结同志！”在那样一个环境下，继父能有如此高的思想觉悟已经很不简单了，这已是我们如今现代人所推崇的思想，让我很是佩服。此外，他也不仅针对我，教育其他兄弟姐妹时也同样秉持着这样的原则。端正我们的品行，规正我们的行为，从来不纵容我们犯错误。  
　　更重要的是，继父也将更多的教育落实到他自己的行动上。继父和我父亲同样都是勤劳的人，他们的勤奋始终影响着我的许多生活习惯和行事作风，对我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再有，继父和我母亲恩爱一生，也让我颇有感慨。如今的许多年轻人，视婚姻为儿戏，动辄闹离婚。这样的社会现状更是让我感慨父母一辈子经营一段感情的不易，也让我更佩服继父的为人，深感母亲能够嫁给继父是多么明智的决定！
我的兄弟姐妹
　　大妹韩桂兰 
　　我的大妹韩桂兰是我同父同母的妹妹，出生于1934年2月24日，小学文凭。 
　　我们小时候读书只要买个本、买根笔就足够，不需要其它额外的开支。所以，妹妹也曾读过小学。只是后来我们的生父去世之后，家中境况实在惨淡，也就没有继续学习。 
　　后来，母亲和继父组成新的家庭。继父有些重男轻女，在吃喝穿戴上对我和弟弟比妹妹要好。继父是赶棱的，也算是个工人，收入要比寻常人好些。在外面买东西回家时，他总会更偏向男孩，但我的母亲则是一视同仁。因此，妹妹在家中也并未受到欺侮。  
　　后来土改时期，我们家中六口人，只能分盖两条麻袋被，境况也很不好。继父虽然是个工人，但是那时他原来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对我家的生活影响很大。大妹那时才只有17岁，本不应那么早就结婚。可出于生活状况所迫，只要是成年人，能够外出糊口的就全都送出去，这样也能减少些家中的负担。于是，大妹在她17岁那年结婚了。  
　　我那时已经入伍参军了，因而对她的情况也不十分了解，只是知道她的丈夫是公安局的，算是个警察。妹夫姓杨，山东人。两人婚后感情很好。大妹妹18岁时生育了第一个儿子，之后一家三口由小兴安岭迁到了大兴安岭。  
　　结婚之后，大妹妹安分在家，做家庭主妇，十分顾家。她每一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共育有五个子女。后来她定居在城市中，生活条件也不错。我三弟念书时在大妹妹家，还是她供养的。 
　　受到父母思想的引导，我们家中对于子女的知识教育都颇为重视。三弟是我家第一个真正读书成才的，因此，大妹妹对他也很是照顾。在三弟读书期间，大妹不仅照顾弟弟生活，还供养他读书，最终助弟弟成为了一名高级教师。就这一点来说，我很感激大妹妹的无私奉献，也敬佩她的行为，这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  
　　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对大妹也多有照顾，在生活中尽我所能地帮助她，聊表心意，感激她照顾了我们的家。 
　　二弟韩桂祥 
　　二弟韩桂祥，出生于1939年1月27日。只因他是遗腹子，在我生父过世后8日出生，故又名“梦生”。 
　　二弟出生的最初3年，母亲一人拉扯我们3个孩子，十分不易。二弟那时年幼，还需要母乳喂养，就一直被母亲带在身边，可也是生活得很艰苦。后来母亲和继父结合，我们的生活才有所好转。 
　　解放后，二弟就开始入学读书。他小学毕业后继续读中学（那时还没有初中、高中之分，统称“中学”），之后留在了我们山区村里做会计。二弟很聪慧，是我们众兄弟姐妹中的佼佼者，穷其一生坚守在会计的岗位上，为村民造福。如今已经往生。  
　　三弟韩桂林 
　　三弟韩桂林出生于1942年7月27日，和我同属马，颇有些缘分。他也是我母亲与继父的第一个孩子。 
　　三弟出生时，继父被日寇抓去做劳工 。母亲临产时，家中没有大人，只有我年纪还稍大些。我只能用尽全身力气，抱住母亲的腰。母亲在身上捂着一条被子，好不容易才把三弟生下来。三弟安然出世后，母亲嘱咐我去烧水。我用温热的水将弟弟清理干净，又去为母亲准备一些清淡的食物。可我也从未做过，只是淘些米出来，放在锅里，就生火来煮。我那时亦不知道小米粥会扑锅，结果弄得锅台、地面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三弟长大后也小有成绩，是我们众子女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在大妹和大妹夫的帮助下，三弟顺利读完初中，考上了师范，最终成为了一名高级教师。如今，三弟已经退休，只是仍在一所学校里任教。三弟妹也是个勤奋的人，在家中养些牲畜，猪、鸭子、鹅，甚至还养过狐狸、貂这种值钱玩意。  
　　三弟和三弟妹一生育有5个子女，都参军从戎，如今发展很好。 
　　三弟为人也很孝顺。2010年9月，大兴安岭修路，会把我父母的坟冢挖掉，所以就由三弟和我小妹妹的孩子一同，开车去到大兴安岭给父母移坟。 
　　继父是1973年去世，母亲在5年后，即1978年，也追随继父而去，如今已有三十多年。可在开棺时，我们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历经三十余年的土壤侵蚀，甚至连棺材板都已经腐烂，继父亦早已变成了一具骨骸，母亲却如木乃伊一般完好。虽然衣物都已经腐烂，但是她的身体并没有变化，只是面容完全风干，宛若干尸一般紧挨着继父。当时也没有照相机，只有外甥用手机拍照保存了下来。  
　　开棺后，众人将父母的尸身和骨骸移入小棺材，是三弟将其全程护送回兴城的。 
　　二妹韩桂芝  
　　母亲和继父的第二个孩子就是我的二妹韩桂芝，她出生于1946年7月13日，属狗。 
　　妹妹出生时，我们家中的环境也还很艰苦，仅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来供养我们一家七人。及至二妹十四五岁的时候，她在我的介绍下去了解放军体育学院当兵。其实，一般从事体操运动的多是七八岁就开始练习的小孩子，二妹那时再学已经有些晚了。但她也是在体育学院和我后来的二妹夫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妹如今人在山东，从医，发展很不错。 
　　我的大妹妹为我家培养了三弟这个读书人，我心存感激。而二妹赡养我们的父母，我对她更是万分感谢。 
　　我们众多兄弟姐妹，有生活在山沟里的，有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比如我，虽然生活在北京，但是那时在部队总部里面工作，十分繁忙，也无暇照顾父母。在我父母最困难的时候，只我的二妹在大兴安岭。从部队转业后，二妹分配到林区的医院，一步步从小护士发展成医生。而后妹夫转业，也回到了大兴安岭公安局工作，他们夫妻一起赡养我们的父母。  
　　后来父母年纪渐长，只二妹那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又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也就一直安定在那里，直至过世。他们夫妻对待老人十分孝顺体贴。 
　　继父去世时很平静，没有遭受病痛的折磨。1973年某一天中午，二妹将麻花用水泡软后喂给继父吃。饭后二妹骑自行车去上班，还没到医院，二妹夫就追了上来，说是继父病危。仅这转瞬的时间，继父就故去了。  
　　时隔5年，我的母亲也去世。我至今仍记得，母亲逝世的前晚9时左右，她还曾给我打过电话，电话中，母亲告诉我：“儿子，我现在很好，你别挂念我！”听二妹描述，之后她还自己洗澡、洗衣服。直到凌晨1时多，她和二妹一同睡觉，突然嗓子里发出类似于公鸡打鸣的声音，“呼呼呼”的，像风箱一样，没多久就停止了呼吸。二妹打电话向我报丧的时候，我还有些难以置信。明明几小时之前还生气勃勃的母亲，转眼就没有了呼吸，这样巨大的打击一时间让我无法接受。但母亲去世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由不得我自欺欺人。  
　　对于我母亲和继父的照顾，二妹一家可谓是面面俱到，无可挑剔。后来父母迁坟时，也是二妹的儿子随我三弟一同护送，从山东到兴城，始终陪伴在旁。我永远铭记着他们一片至孝之心。 
　　如今，逢年过节或恰逢我生日，二妹也会给我寄来一些钱。钱虽不多，但却是做妹妹的心意，她能这样记得我这个哥哥已是十分难得的了。我曾劝说她不用破费，但她却说：“不行，我很感谢你！我有今天是你给我的！”其实，该感谢的人是我啊！他们替我承欢膝下，赡养父母，这是我始终牢记在心的。如今妹夫身体有恙，趁着年节生日，我也会为他们捎去一些钱，权作我对他们的补偿，只是我的一点心意。  
　　此外，我们双方也时常电话沟通，询问一下近期身体状况。几句嘘寒问暖的体己话，说出的是我们真挚真诚的兄妹情。这份难得的亲情是任何事情都无法取代的！ 
　　四弟韩桂森 
　　四弟韩桂森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卒于2009年。 
　　四弟早先在部队担任工程兵，这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兵种，整日风吹雨打。他就在那段时间里学会了抽烟喝酒。复员后，他被分配在电业局，是份很体面的工作。可正是因此，他时常要出去应酬，烟酒这些东西更是少不了。 
　　我很看不惯这些，还总是批评他。他来我家时，我从不允许他抽烟。至于喝酒，可以浅酌，但一定要吃饭。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听说他在家里也时常喝酒，而且喝酒时就只吃些菜，甚至只就着咸菜，吃点萝卜皮，也可以喝上一顿。但我毕竟无法日日陪在他身边，也就无法管教。  
　　2009年时，四弟去世。四弟的死讯，四弟妹并没有立即通知我，而是考虑到我年岁已大，身体又不好，怕影响到我，才在一切处理妥当之后转告我。思及四弟平日里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我大感惋惜。更为失去这样一个骨肉至亲而倍加伤痛，只能尽我所能为他照顾他的家人们。  
　　四弟留有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女儿目前留在广州发展，前途光明。家人一切顺利，想必四弟的在天之灵也能得以安息了。 
　　五弟韩桂友 
　　五弟韩桂友生于1952年3月29日，是韩家第三子，卒于1991年。 
　　初中毕业后，五弟入伍当坦克兵。他曾任营长，从事军务工作。由于谦虚好学，进步飞快，五弟后被派到了石家庄装甲兵学院学习，准备在学习之后就提升他为团长。但天有不测风云，恰逢当时部队分给了他一套房子。这本是好事，五弟也一直兴高采烈地为房屋进行装修。可当时人们也不懂得家具污染这些问题，在装修时为了节省钱，选择了一些不是很好的材料，这就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房屋装修完成后，为了庆祝，五弟与朋友一同外出打乒乓球。交换场地时，他突然晕倒。随同去的一些士兵看到领导晕倒了，立即将他平躺放好，喂下些救急的药，直接送往医院。或许是由于突发心脏病，或许是装修导致的不良影响，五弟终于还是不治身亡，时1991年。当时我还在301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听闻五弟的死讯，我急忙办理出院手续，赶去处理他的后事。  
　　五弟和继父很相像——不抽烟、不喝酒，勤劳、能干、本分，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好同志。若是没有过早逝世，他现在至少也是个师级干部。但天妒英才，他仅在不惑之年就早早归去。  
　　如今，五弟的儿子早已有了稳定的工作。我的五弟妹也生活舒适——夏天到大连避暑，冬天回兴城消寒（她在兴城尚有住房），过得十分惬意。这样总也了却了我一桩心愿，无愧于我那早亡的五弟了！  
　　五弟去世时，我们的父母早已仙逝多年。所谓“有父从父，无父从兄”，身为家中长子，处理五弟的身后事我责无旁贷。我对他的后事进行了妥当地安排。五弟妹的父亲是当地的人大主任，颇有名望。见五弟妹的未来能有保障，不会过于坎坷，我也就放心了。至于五弟的儿子，我每月也会给他邮寄些钱。当时大约每月几十元，钱虽不多，但已足够他的生活开销。我用这些钱供养他，直至其大学毕业。  
　　六弟韩桂胜 
　　我最小的弟弟韩桂胜出生于1955年3月3日。因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六弟从小就有些娇生惯养。 
　　六弟最终也投入了部队事业中，是一名炮兵。复员以后，六弟曾来到二妹家中。但考虑到我们的父母也在那里，可能会对他的工作有影响，我就托人为他安排了一份公安的工作。估计六弟也是抽烟喝酒的，只是具体情况我没有仔细了解。  
　　2010年9月为我父母迁坟时，六弟还特意从山东赶过去处理有关问题。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工作，对当地的许多情况都比较了解，所以像是开棺、备车，以及一些与当地有关部门沟通的问题都是由他负责。而我因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兼有并发症，唯恐途中病发延误事情，只得在家等候消息。但我还是十分感动于兄弟们的这般做法的。
大爱无声
　　2010年9月，继父和母亲的坟地完好迁移。事后，同去的侄子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我，他们又在当地买下了一块坟地。 
　　我也由此想到了我的身后事。倘若有一天我离开人世，那就将我的骨灰洒在我部队的八一射击场，将我的精神、我的记忆以及我所有的骄傲留在这片给予我光明和希望的土地上，留在这个我为之奋斗拼搏的绿色军营！这才是我生命中最光辉、最值得留恋的迹点！
　　回顾我的家，又是如何一般光景呢？ 
　　陈氏家族，生父与母亲风雨同舟，一起度过那段刻骨铭心的艰苦岁月。夫妻恩爱，携手并肩，他们给予对方精神的支持、无声的鼓励。为人父母，他们言传身教，平淡中见真知。父亲勤奋、忠诚的高大形象从小深植我心；母亲温柔、慈爱的模样让我难以忘怀。他们在那个动荡无望的年代，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光明的未来！  
　　三年孤苦，慈母一人苦苦支撑，三个幼子年幼懵懂。岁月的无情没有磨灭母亲对于生命的珍惜，生活的无奈没有压垮母亲对于未来的坚定。贫穷使她坚强，劳累使她奋进，血浓于水的骨肉至亲使她迸发出非凡的勇气，孤身带着三个孩子，勇往直前。那样的母亲，让我见识到了永不言弃的精神，让我感悟到了坚强的真谛，让我终于了解到世上存在一种感情——大爱无声！  
　　母亲与继父为我们组成了新的韩氏家庭。他们在困难时相逢，在风雨中扶持前进，在一切风波平定后，携手同行！这个在我们生活最无望艰难时组成的新家庭为我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梦想，它在我的生命中镌刻着成长的蕴含。这里有我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最初与蜕变！继父待我视如已出，不苛责，不溺爱，真正指引我上了成人、成才之路。在那朴实无华的话语中，寄托着的是他对我殷切的期待。在那细致入微的指导中，凝结着的是他对我含蓄的关怀。我亦从他身上体会着勤奋与进取，并切实影响我一生！  
　　继父与母亲的恩爱是我们家庭的楷模，为此，我们也是兄友弟恭，姊妹友爱。虽然我们并非皆为同根，但是感情胜似血脉至亲，彼此关怀照顾，互助互爱。这样的感情才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因此，母亲最后是与陪伴她走过了大半生的继父合葬，真正将一生留给了她深爱的男人，那个陪她走过了风雨人生的伟大的男人！这样的结局想必是最好的。我早已将继父视为生父，感情无隙，能够让他和母亲携手重归尘土，这是我所乐见。我更希望在今后的日子中，我们尚在人世的兄弟姐妹五人能够更好地将我韩氏家族的至亲之情传递下来，让我们深沉宏厚的人间至爱永享世间！
　　我的家庭－－娃娃亲的妻子
　　每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精神。幼时，我的家庭有父母和我，他们传授给我做人的道理，质朴但真挚。而今，我拥有自己的家庭，这里有我和我的子女。我将家庭的文化继续传承，愿他们都成长为栋梁之才。 
　　抗美援朝时期，部队没有固定的营房。我们且行且止，扎营时便借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中。 
　　当时，我们驻军在沈阳军区辖内，住在当地的一个半村，妻子家正在这里。当地务农种地的少，多是发展工业，生活比较殷实，妻子家还算是个中农。 
　　我们的部队暂住妻子家中时，恰逢“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期间，部队大搞忆苦思甜。妻子家的房子只有里间和外间，里间是她家的大人孩子居住，外间则腾出来给我们。我们一班约有十余人，外间的炕也不大，只能拥挤着凑下六七个人休息。烧炕时，在外间烧火，烟道从里屋出去，生活很艰苦。忆苦思甜期间，我隐约提到，母亲曾向我提及，她为我订过一桩娃娃亲。对方姓吴，是我家从山东逃荒到东北时结识的，那时两家父母相约定下了这一桩娃娃亲。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甚至已经记不清那个和我订下娃娃亲的女子的模样了。  
　　而后近一年的时间，我们都居住在那里。妻子和她的母亲都是从事妇联工作的。她母亲对我在部队里的情况也略有耳闻，知道我行事认真，很受领导器重。而在后来和我的相处中，她母亲更是对我愈发满意，对我个人的仪表、品行，都十分满意。更有我雇农的出身，在那个“唯成分论”盛行，只重出身的年代，她母亲认为我的前途无可限量。这对妻子略有敏感的“中农”家庭来说也很是受用。  
　　碍于军中不准谈恋爱的纪律要求，直到一段时间以后，妻子的母亲才向我坦白：“韩班长，我和你的父母是亲家，我女儿吴文珍就是和你定下娃娃亲的人。这是原来你妈妈和我给你们许下的诺言，她是你媳妇！”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突兀极了，我甚至不曾确定过，当时只是推拒：“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小时候老人间的事不是我的事。”隔了几天，我写信向母亲确认此事。母亲在回信中证实确有此人，只是此“吴”是否是彼“吴”，一时间还难以分辨。  
　　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尚不足弱冠之年，对于这些问题也不甚了解，只在母亲大致的肯定下选择了默认。但是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们部队在大连、大孤山、丹东等地往来、备战。我们奉命守在鸭绿江边，承担守海港的任务。一旦朝鲜失陷，我们需负责迎击李承晚的部队。备战时刻万分紧张，我脑中早已无暇思考那宗莫名其妙的娃娃亲，只是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依然是自由之身，也全不在意。  
　　只是小我三四岁的吴文珍还会经常主动联系我。后来在抗美援朝的过程中，组织上把我送到了齐齐哈尔第二十七步兵学校深造。上学期间，我又参加了全军运动会等各种活动，“英雄模范人物”等光荣称号也接踵而来。此外，我所领导的班级还先后获得了“巩固部队模范班”、“生产模范班”、“学习模范班”、“战斗训练模范班”等光荣称号。我的名声亦随之扩大，在军中已是小有影响。那时，我们的大部队还驻守逗留在妻子家所在的村落。各班战士平日也会互相串门聊天，偶尔会谈及到机枪班副班长韩桂山在营中表现很好，时常受到表扬之类的。这更加深了吴文珍父母对我的好感，也愈发积极地促成我和他们女儿的婚事。
　　阴差阳错成定局
　　随着我军职的晋升，我后来已经不在部队里当兵，而是来到了机关工作。 
　　以前在部队当兵，接触的多是老百姓；到了机关工作以后，我接触到了更多有地位有影响的人。这其中有男有女，我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社会上已经开始提倡自主婚姻、婚姻自由，不再盛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我自己心中便有些反叛的萌芽，不太愿意承认这门娃娃亲。毕竟我从未参与过此事，更遑论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感情了。  
　　但或许是我始终没有明确承认我和吴文珍之间的关系，她的母亲按捺不住，就带着她来到了军区，住在我们的招待所里，我负责接待了一下。这样，吴文珍也会趁我每周末休息的时候来看看我，在态度上比较积极主动。  
　　部队里是不允许战士结婚的，即使我后来晋升为干部，遇到的情况更多，但结婚也是有条件的。与此同时，吴母愈发喜欢我这个“女婿”，又见我和吴文珍感情没有进展，千方百计地将我们之间订有娃娃亲一事通知我的上层领导。在我要打退堂鼓的时候，领导找我谈话说：“既然有娃娃亲，那你可不能当了官以后就不要人家了。”这在过去叫做嫌贫爱富，是忘本！这可是顶很大的帽子，领导还说：“你应该跟人家认真地谈一次。而且这些年了，人家老来看你，把你当作自己的亲人，这都是很不错的！”后来，吴文珍又透过家中关系转调到了沈阳食品公司，位于沈阳东大街，距离我军区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  
　　由于吴文珍以前在农村从事妇联工作，在人员配置方面具有一定经验，调到食品公司以后出任人事工作，也是在那段时间，妻子结识了该公司后勤部的胡某。谁也没有料想到，就此埋下了隐患。 
　　事情发展到此步，我也不得不和吴文珍保持联系。1954年，由于我在体育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出色表现受到了领导的关注，我被派往北京拍摄电影《体育教范》。在这期间，我偶尔会和吴文珍通信，但言语间还未过于亲密。之后，我亦顺利地从沈阳军区被保送到了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临行前，我将抗美援朝时期保留下的纪念章、军装，以及46本书籍都搁置在吴文珍家，请她代为保管。可谁成想到，吴文珍结识的胡某竟然是国民党的特务。他趁其不备，将装有这些物品的小木箱子盗走。木箱中保存的书籍如今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军事书籍只有机密和绝密之分，同为保密内容。这一次的失窃让我莫名其妙地被记了一次小过，心下更不满意这桩婚事了。  
　　此事之后，我曾一心想要避开吴文珍一家。当我结束广州军校的学习，顺利毕业之后，我选择前往总部的训练总监部任职，自此，我开始贯彻不再联系的方针。为此，我还请求曾和我一同在沈阳军区担任过参谋的沙云飞，请他在收到来信的时候注明“此人不在，退回”字样，断了吴家的念想。但吴文珍也是神通广大，后来找到了沙云飞，从他口中得知我已经被分配到了北京总部任参谋，之后更是大胆地不远万里从沈阳来到北京找我。  
　　虽然我心里残有对包办婚姻的愤懑以及受处分的怨气，但我与吴文珍之间尚有娃娃亲的牵连却是不争的事实。两人纠缠至此，我也不愿再多做争执，就此答应婚事。 
　　1956年10月1日，我和吴文珍结婚。在部队登记之后，战友送给我们些日用品，如镜子、暖壶、脸盆之类的，之后我们一同回老家结婚，也让妻子见见我的父母。可就在此时，这桩娃娃亲露出了马脚。原来，母亲当年为我订的是家山东人，而妻子却是地道的沈阳满族人。两厢对证下，自然穿帮。可木已成舟，也由不得我们更改，只能继续这桩婚姻。  
　　婚礼是在东北逃荒的一个林区山村举办的，过程很简单。我们都是一清二白——尽管我那时已在部队担任参谋，但工资只有旧币二十多万（1955年，国家曾进行过货币改革），相当于新币二十多元。妻子家中姐妹四五人，也并没有什么陪赠的嫁妆，只象征性地陪送了一个脸盆、一个暖壶。我们的喜宴并不讲究，只众人一起凑凑热闹，沾染些结婚的喜气，随便吃了些东西就算礼成了。  
　　此后，吴文珍正式成为我的妻子。
　　背后的女人
　　虽然在婚姻的最初，我对妻子略有不满，但她之后的行为处事，都给予了我工作很大的支持。所谓“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妻子那时就让我充分感受到了这点。  
　　繁忙的工作分走了我大部分的精力，对于家中诸事难免疏于照顾。面对这些，妻子没有任何抱怨，反而一举承担下了所有的责任。 
　　虽然年纪尚幼，但是妻子身为长嫂，在家中亦自有她的地位。受工作的影响，妻子很擅长与人交往，和我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婚后妻子仍在沈阳军区食品公司从事人事工作，她的收入我也并不过问，估计约有一二十万旧币，合新币一二十元的样子。而我在北京，每月也是省吃俭用，留下工资寄回给家里。妻子想来也知道我并不富裕，她家中亦有人挣钱，就从来没有和我要过钱，反倒是对我父母多有照顾。知晓我家中兄弟姊妹多，又只有父亲这一个劳动力，收入实在微薄，妻子也会将自己的工资节省些出来寄给我父母，帮我分担了不少的压力。她对我父母的孝顺让我很是感动，心里也消去了对她的芥蒂。
　　1957年，妻子怀孕，从沈阳调到了北京工作。当时我正在部队工作，我们单位从来没有普通百姓出任人事工作的先例，必须要在编、在职的人员。组织上为了照顾我和妻子，将她安排在了幼儿园当阿姨。1958年2月20日，妻子为我生下了长子陈寒，产后先由我母亲代为照顾。而后的1963年4月5日，我的次子韩健出生。  
　　由于专心忙于工作，我与两个孩子并不十分亲近，只是回家时抱抱亲亲。大多数我不在家的时间里，都是妻子独立抚养这两个孩子。从出生到读书，再至后来当兵入伍，无论是孩子的生活还是教育都是她一手操办，妻子从没有怨言。  
　　在我外出工作这许多年，妻子既要独自照顾我们的家庭，抚养两个儿子，还要分心照料我的父母，实在不易。记得有一次，我以专家组组长的身份到非洲执行任务，国内诸事我是鞭长莫及。东北大兴安岭临近苏联边境，冬天时甚至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母亲年岁已高，受不得寒，终是病倒了。为此，妻子四处奔波，为我母亲寻医找药，还寄过些钱财救急。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我不在国内的那段时期，这些问题都是妻子在打理，让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工作。
　　除此之外，妻子在工作上也给予了我很大支持。父母和子女都交给妻子照顾，我已是感慨万千，没想到她还可以兼顾到我的工作，成为我最坚强的后盾。妻子在待人接物方面一直游刃有余，能够全面地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她本人很热心社会工作，又很体贴敏锐。别人遇到困难，她总是乐呵呵地帮忙解决。我在运动队当领导期间，手下士兵偶尔会有家属前来探望。他们第一步落脚的地方都是海军大院我家的位置。我虽然体贴将士，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妻子则会帮我把这点落实到实处。当时我国还是实行粮食定量，每月粗粮和细粮的比例都是固定的。她从来都是主动拿出细粮招待客人，绝不怠慢。这就间接替我做好了工作，很了不起。部队里每个接触过妻子的人都向我反馈：“你老婆真行！”“你这老婆真了不起，这在女同志里面属于顶呱呱的，挺好的！”全部都是对她的赞扬。  
　　在这些方面，我确实感谢妻子，她的默默付出与支持给予了我很多帮助。身为人子，不能常在父母膝下尽孝，妻子代我照顾他们；身为人父，未能指导孩子的成长，妻子替我抚养成人；身为领导，常年奔波于各部门组织训练，妻子能够毫无怨言地为我排忧解难，更属难得。这些是她确实存在的功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抹杀，我亦始终铭记着她所有辛劳的付出！
　　千帆过尽平和处
　　不可否认，妻子在许多方面都很让人佩服，但夫妻间的相处并不简单。婚前我和妻子并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只是责任上的牵绊，更不要提因妻子而导致我被组织上记过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对我们夫妻间感情的伤害了。再有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时常奔走在世界各地，两人实在是聚少离多。有人说“日久生情”，但我们连相处的时间都少得可怜，更遑论加深彼此的理解与沟通了。因此，有些生活中的摩擦便在我们还未理清之前，已然扩大，终至燎原之势。  
　　1960年以后，我夫妻感情出现裂痕，之后我常借由工作之由躲避回家。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奉命到七机部监管导弹卫星项目，逃避回家。后在仪仗队组织比赛，我更是忙翻了天。1974年解放西沙群岛，我争取前往一线检查工作。1975年出国远渡非洲，更是隐匿踪迹……我将自己投入到无尽的工作中，避免和妻子共同生活，但与此同时，我心里的隔阂也越拉越大。  
　　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我首先向支部递交离婚申请。当时的支部书记齐有义已有94岁高龄，对我的离婚申请很不以为然，每次都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再打50大板，之后就不了了之。后来支部有个李参谋，原是学习法律的，他对我讲：“韩桂山，你想离婚，通过支部是不行的。你要通过法院，用法律的手段执行！”至此，我开始发展另一条道路。  
　　1968年冬天，我第一次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未果。过去离婚起诉书的有效期是半年。如果半年之内尚未解决，只能等半年以后才可以再次起诉。也就是说，我只能每年提起一次离婚起诉。我一心离婚，妻子不同意，事情一直拖延着，甚至到后来，妻子已经无视法院的传票，不再出庭。  
　　强扭的瓜终归不甜。我们之间的这场离婚拉锯战持续了18年。法院一直提倡“婚姻的基础是感情，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我们最终亦以感情破裂之名，成功离婚。 
　　其实有的时候，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中般煎熬。离婚之后的我们相处得更加坦然。 
　　离婚以后，她未再嫁，我未再娶，生活依然很平静地进行。于妻子而言，她留恋我的人品，对我个人的思想、作风很是崇拜和信服。我们结婚的那些年，繁忙的工作是我无可避免的，但我是个勤劳的人。只要我回到家中，就会主动为她和孩子洗衣服，也会承担其它的家务。我的生活作风也很正派，从来没有混乱的人际关系，素日的生活更是朴实节俭，绝不浪费。妻子对我的为人还是很赞赏的，不然当初也不会始终不愿离婚。而于我自身，也从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中总结出了教训，不愿再自找麻烦，就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专心成就自己的事业。 
　　如果说离婚后的前几年我们还心存芥蒂，互不联系。可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反倒相处得愈发自然了。  
　　离婚过后几年，我们彼此的心态趋于平和。最开始的时候，妻子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会给我打个电话。比如生日时，她会打来电话向我祝贺：“老韩，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我让两个孩子过来陪你。”孩子们就拎着一个三层大蛋糕来我住的地方为我庆贺生日。妻子能够如此，也是了解我的生活状况。离婚后，妻子和孩子仍住在我们单位的房子中，对我在部队的生活和人事往来也很清楚。那段时间里，有许多人为我介绍对象，也有主动向我表白的，但都被我一一婉拒。我始终声称自己有妻子，并保持单身。  
　　再过几年，妻子见我们之间的状况就此稳定，便也不再纠结于过去的恩怨。逢年过节也会和孩子们一起来探望我。妻子的主动示好亦让我敞开心胸，平静地去面对她。过节时，借着给孩子们压岁钱的机会，我同样让孩子们给妻子捎带过去一份；部队分发给老干部的各种东西，我一人吃不了，就拿些分给她；年节时刻，我亦主动打电话向她问候……妻子对我也是多加照顾。她知道我爱吃腌蒜，每年都提前用醋腌好一大坛子，嘱咐孩子送来给我。日常问候时也是异常体贴，提醒我添衣加食。
　　如今我们年纪已大，健康的身体对我们来说显得弥足珍贵。我视妻子如朋友，也希望她可以健康长寿。家中有的锻炼器材，我都会记得转送给她，希望她能够时常锻炼身体。2009年春节的时候，妻子突发脑血栓，在中医院抢救了9天。按理说，医院抢救8日以后就会放弃了，没有超过9日的。那一次，孩子们通知了家中亲友，孩子的舅舅也特意赶来看望她，已有临终辞别的意味。妻子那时已经辨不清人，也不会说话，只是戴着氧气机，勉强维持着。可上天眷顾，到了第九天的时候，妻子突然恢复了过来。我也宽慰她：“你平生信佛，做好事。是佛救了你！”  
　　后来妻子曾打电话对我说：“老韩，咱们好好地活着，咱们都想奔着一百岁来走。我也知道你到处讲课很辛苦。我原来坐轮椅，现在轮椅不坐了。我原来拄着棍子，现在也不拄了。如今我到儿子那住，还有专门的洗澡间。我现在过得很好，你别挂着我。”借着生日、年节的机会，我常给妻子些钱，或是买些东西为她调养身体。妻子信佛，平日吃素，而且鸡蛋和葱花都不吃，只是靠煎炸的豆腐补充蛋白质。我告诫她要均衡饮食，素食也要注意控制饭菜中的油量，要适当减油。毕竟我们年纪大了，生活中要常注意些。这样才能和我们的子孙们多享些清福！  
　　想来妻子心中还是惦念我的。上次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发现我原来使用的老式皮箱还被她好好地收藏着。或许是她心里还存着复合的念想，偶尔会来看我，也会在我妹妹的陪同下去看望我的兄弟们。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毕竟共同生活过许多年，妻子替我精心照顾父母的恩德、抚养儿子的贤惠以及在生活工作中对我的支持，我都铭记在心，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对她的感激。但是坎坎坷坷的18年离婚之路，终于尘埃落定。相比结婚时，如今的我们反而相处得更加自如和默契。我珍惜和妻子现在的友谊，只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们都能健健康康地守望我们以及我们子孙们的幸福！
　　长子陈寒
　　我的长子出生于1958年2月20日，取名陈寒，是为纪念我的两位父亲，故以其姓氏为名。 
　　陈寒在我们的教育下，安分守己，始终踏踏实实地从事自己的工作。长子最初在空军做地勤，工作处理得很有成效。复员后转到无线电厂工作，之后又先后涉猎了传媒、广告、物业、写作、建筑、房地产等多方面工作，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他在海南生活，在公司里任副总经理，工作待遇还是很优厚的。在我认识的和他同岁的孩子里，他算是能够做到恪守本分的，从不曾利用我的关系谋求私利，很让我满意。  
　　长子的家庭生活也很美满。虽说长媳曾经离异，还有一个孩子，但是重要的是她能够和我的长子和谐相处。只要子女们感觉幸福就足够了，家庭和睦才是婚姻关系中最重要的。婚后两人育有一子，如今在浙江读研究生。
　　逢年过节，长子一家人总要来我处看望，我也很高兴。在我家有个传统，无论大小，无论男女，无论婚否，春节时都是要给压岁钱的。只是多少有些差异，毕竟孙辈的孩子们年龄还小，自然要多加照顾，但从没有不给的。长媳初次还有些推辞，但我坚持要给，儿媳也不例外。这是我的一种理念、一种心态。压岁钱里包含的是我对儿女们的在意与爱意。  
　　对于长子的成就，我很满意。他从小很努力，知道凡事要靠自己，并不依赖于我的庇护。学校学习时认真努力，学习之外也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收获更多的知识。这些都指导他在日后各部门的工作中表现出色。此外，长子亦能做到听从党和组织的安排，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群众关系很好。  
　　儿子幼时，我对他缺少关爱，但他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依然成长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我希望他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保持这种作风，不断追求进步，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 
　　光环下的记忆人生 
　　　　　　　　　　　　　                                                      ——韩桂山之子陈寒
　　从儿时起，每当院里大人问起“那是谁家的孩子”时，都会听见“这是咱们体育处韩桂山的儿子”，同时往往还会补充一句，“就是咱们世界冠军的儿子”。那时我虽然还不理解“冠军”这一称呼的真正涵义，但也明白我是因为有个英雄的爸爸因此才受到了远比其他小伙伴们更多一些的关注。特别是在淘气被人抓住之时，只要一提“我爸爸是韩桂山，是世界冠军”时，往往很快就被获得了“原谅”。儿时，爸爸与世界冠军无时无刻都会成为我在对外炫耀的最大资本，我为此感到十分自豪。  
　　记得那时爸爸在八一军事三项队任副大队长，负责全面训练管理工作。由于多年连续取得个人及团体冠军，三项队的叔叔凭其让人生畏的超强身体素质、傲视群雄的骄人业绩成为大院全体男孩子们的心中偶像。  
　　爸爸上班离家很远，难得回家看我和弟弟一次。记得爸爸每次回家都会带些零食，进门之后就是不停地打扫家里卫生，然后又在周日下午匆匆返回体工大队。每当我提出希望爸爸留下陪我的愿望之时，他总是会说：“队里还有很多叔叔在等我，我要带领着他们训练好拿冠军。”那时起，我就知道队里叔叔全是我家的人，冠军就是爸爸、叔叔们最最重要的事情。  
　　那个年代部队大院里的男孩全部尚武，而且全部精力过剩。所以当我上学之后，妈妈怕我过于淘气，经常都会采用在家关禁闭的强制管理方式，让我带着弟弟待在家里。每当我在家中无事可做之时，爸爸留在家中众多体育专业书籍，就成为了我打发少年多余时光的课外读物。没想到的是，这些专业书籍成了我保持良好身体素质的一笔受用终生的宝贵财富。  
　　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里，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普遍只有一个人生目标，就是长大之后成为一名军人，并在激烈的战斗中成为永远打不死的英雄。而我除此之外，还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个想当世界冠军的梦想，这也是我在很小之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八一军体大队的原因之一。  
　　八一军体大队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离我家路途遥远不说，还不通公交汽车。记得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采取一切乖巧之能事，说尽好话，甜甜地叫上无数声的“好叔叔”之后，才能获准搭乘大队办事的车。每当此计不成之时，我就只能换乘三次公交到卢沟桥，然后步行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八一射击场。虽然路途遥远，但每当路过西瓜地时，我都可以向看瓜地的老乡要西瓜吃，而且每次都能如愿。到现在想起要瓜吃的经历，我仍倍感温馨。  
　　我对爸爸的工作有进一步的了解是在多次看到爸爸带队训练之后。刚开始时，每当看到爸爸带着叔叔们在障碍场上奔跑、翻越，在投弹场上进行投弹训练时，我都会有一种难以压抑的冲动，以至在很多时间都幻想着自己也在障碍场上翻滚，在投弹场上投弹。  
　　为了早日成就儿时世界冠军的梦想，在爸爸带队训练的感召下，我很快就将幻想付诸到了行动上。很快，我就可以翻越障碍场上的大多障碍。但在投弹方面，由于我臂力太小，有时还会输给弟弟，大伤自尊，以至直到参军之前我都十分排斥任何方式的上肢力量练习。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去射击场。我从小就对枪声有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就是现在我对自己的步枪射击还是信心满满。借用现在的流行术语形容，我应该是一块不错的狙击手坯子。  
　　随着年龄一天天的成长和在训练场的不断玩耍，我对爸爸所从事的军事体育运动逐步有了更多一些的了解，也知道了军体训练强度之大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是最苦、最累、最易产生伤痛的，要想获得冠军的称号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训练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对爸爸，我在自豪的同时更增加了深深的敬意。  
　　爸爸是个非常严于律己的人，在他负责军体队工作的数年中，我从没有随他坐过公车，更没进过运动员餐厅吃饭。记得早时交通非常不便，去靶场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爸爸每次回家，都是骑自行车，而且每次回家之后一到礼拜天的下午就必须要返回队里。那时的爸爸好像除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  
　　少年时，爸爸在我和弟弟眼中无疑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伟大军事天才，是英雄与高大的化身，也是我和弟弟保持自尊、骄傲的动力源泉。那时，爸爸回家很少谈论他的工作，不论他到地方科研单位及在马里担任军事顾问专家，还是代表总部下到基层检查训练工作。那时要想知道爸爸的工作动态，唯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从院里叔叔、伯伯相互谈话间偷听到只言片语，然后我再和弟弟猜测爸爸现在到了哪里，估计又在担负着什么样的重要工作。  
　　虽然爸爸很少能有时间陪我，但只要回到家里，爸爸都会对我和弟弟讲些做人的道理。记得爸爸对我讲得最多的是：“做事必争第一，学习定要刻苦，锻炼需要持久，对人一定热情，工作就要认真，荣誉永远高于一切，团结永远最有力量”，并且一再要求我和弟弟必须牢牢记住。  
　　爸爸工作中的艰辛是在我们终于实现儿时梦想，真正成为军人之后，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虽然我和弟弟从小就在军队大院长大，自认对于军人这一光荣职业早已熟得不能再熟，加上从小就练就了非常健康的身体，更认为当个大头兵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基层连队并不等于部队大院，看与置身其中毕竟是两回事。我对这点明显缺少思想准备。还好，临当兵前爸爸和我说过：“当兵是你自己的选择，也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你到部队后一定做好吃苦的准备，凡事一定争先，争取做个好兵才能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我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迅速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不论训练还是专业学习，以及公出勤务，我处处力争要得第一，并且很快就在全军大比武的专业考核中取得总分第一的成绩。  
　　“做事必争第一，荣誉高于一切”的理念，在爸爸的言传身教之下，早以深深刻在了我们身上。随着我们慢慢步入中年，特别在走上管理工作岗位之后，我们对爸爸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不论是在受命组建军事三项、军事五项队伍，还是出任主要领导期间，爸爸不只是带队取得多次个人、团体冠军，为国争得极高荣誉，而且在他离休多年之后，军事五项队伍还能一直保持着建队初时的顽强、拼博作风，并一直延续着他们战无不胜的神话。这是一种难以忘记的骄傲，也是我们作为子女一生无法超越的荣誉。  
　　爸爸的一生永远都伴随着军人式的学习与战斗，虽然晚年患有较严重的糖尿病，但是通过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以及认真研读糖尿病的相关医学书籍，加上爸爸历来严于律己的生活习惯，不但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他还很快成为了北京有名的“抗糖明星”。现在爸爸还把他的心得整理成了抗糖方面的教材，发表在不同专业刊物之上。他还积极地到处传授有效的抗糖方法，为广大糖尿病友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爸爸在他的军旅人生中虽然取得了无数让人永远望尘莫及的荣誉，也创造了我国军事运动史上最辉煌的骄人战绩，可他从不以此居功自傲，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激情与活力，不断为他自己找寻新的目标，并永远为之奋斗。我们忠心祝愿爸爸健康长寿，并让我们在爸爸的光环之下继续感悟我们的美好人生。
　　2011年3月9日于北京
　　次子韩健
　　1963年4月5日，次子韩健出生于北京301中心医院。单名为健，取健康之义，我希望他可以健健康康地成长。 
　　次子的成长也没有让我过分操劳，都是妻子精心抚养他长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盛行上山下乡。但凡是军队干部子弟，除自愿者以外，亦可以选择其它的方式去从军。次子就是那时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地勤工作的。后来我单位到次子所在单位招生，当时的任教员选中了他。只我不愿次子因为我的关系受到重用，也不希望他继续从事体育事业，就一直没有接受。最后反倒把他的档案弄丢了，成了一桩麻烦事。  
　　次子和长子不同。长子个性憨厚，做事脚踏实地。次子则是头脑灵活，勇于挑战。韩健为人喜交朋友，社会经验丰富。和他要好的几个朋友都是原来我军属院里的干部子弟，他们一起组织下海经商——一会儿去内蒙搞养殖、种植，一会儿又来到了某个单位去做生意。自主创业发展，也还做得有模有样。  
　　在次子的婚姻问题上，我一度有些恼火。我妻子为了能够让韩、吴两家关系更为密切，撮合次子和她弟弟的女儿结婚。这是我一直极力反对的，但不成想他们瞒着我办理了结婚手续。木已成舟，我只能退而求其次，转而要求两人不能孕育下一代。毕竟近亲结婚生子，无论是对家庭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一个极大的危害。但在生活方面，我对待二儿媳却是一视同仁。春节时的压岁钱我也都平等对待，交由次子转交给她。
　　对于次子，如今他拥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能够坚持独立奋斗，让我十分欣慰。我也曾告诫他：“你奶奶总是教育我，在接触人这一点上十分重要。社会上鱼龙混杂，你一定要接触那些好的人，不要交往那些只会吃喝玩乐的人。你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件事。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为咱们的祖宗争光。”次子很懂事，向我承诺一定不会辜负我的期望。事实上，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如今在待人接物方面，次子始终坚持走正路，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绝不偏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除此之外，他也十分乐于助人。平日里朋友同事遇到困难，次子都是慷慨相助。我十分肯定他这点。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希望次子能够更务实一些，更踏实一些，能够以更诚恳认真的态度去对待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事业，相信他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次女王红
　　次女的父母都是军人，她母亲在生产第三胎的时候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只留下了她和一个哥哥。她父亲过去曾在部队里面负责建筑方面的后勤工作。改革开放后，她父亲赚了些钱，出资修建了学校，后在南岔第二中学任教务处主任，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后来次女之父续娶了第二任妻子，专心忙碌于事业，与儿女们缺少情感交流，疏于照顾。  
　　因此，次女在八一体工大队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后，选择复员至北京上学。我对次女心有不舍，将她认为养女，她在北京的生活也多由我操办。次女就读北京大学，我花费了不少心思。她的服装、被褥、自行车等都是我亲自准备，为她筹措的。次女的父亲来北京也会预留些钱给我，托我照顾他的女儿。但确实是工作太忙，虽然心中关心自己的孩子，他也只能提供次女物质上的支持。而我则不同，我在生活上给予她指导。  
　　次女头脑机灵，乐于学习，平日里跟随我的长子，从他那里学习到了不少东西。再有，过去生活艰苦，次女也是感受过生活的苦难的，因而更加珍惜如今的幸福。对这来之不易的美好，她更能够竭诚以待。在日常生活中，次女深受我的影响——勤劳、朴实。在待人接物方面很诚恳，懂得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也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在部队的三年中，她第一年获得了“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第二年立功，第三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年分受三项荣誉，这在部队里也是不常见的。这样的成绩是对次女的表现是一种肯定，也让我十分受用。
　　是此精神以传家
　　我始终以为，家庭文化的传承于每个人都是穷尽一生的潜移默化。 
　　我与妻子的相处。我在部队工作中勤奋进取、友爱同僚。妻子在生活中做我无声的支援。她对我工作的支持、对我战友的善待、对我家人的体贴，这都是一种家庭文化的传递。虽然我们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下，但是这种思想的传递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也会与日俱增，形成我们这个小家庭特有的文化。  
　　父母传教给我的人生教诲——勤奋、忠诚、坚强，贯穿我的一生。我始终信奉“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认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全力去完成每一项任务。我一生的精神同样作用在我的儿女身上。长子的务实、勤奋；次子对朋友的善待；长女的进取、执着；次女那不服输的个性……这一切的影响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作用出来的。这种勤奋、忠诚的人生信条亦是我们这个家庭独特的文化传承。家庭，是每个人出生于世，最初接触的洗礼之处。在这里，我们受到了人生最初的教育，是思想的启蒙。家庭的文化由来已久，它作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生的影响。  
　　看到子女们在我思想作风的影响下，开拓他们自己辉煌的成功之路，享有周遭人的美誉。这于我，更是无限的欣愉和安慰。 
　　勤劳忠诚不退却，是此精神以传家！
　　青春年少那些事儿－－旧时生活
　　出生在东北这块荒凉但是自由的土地上，从幸福完满的全家之乐到丧父成长的落魄生活。我有幸在此期间接受教育，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无奈在日本人手下讨生活，我誓要在有生之年见识到强大的中国。从无知的幸福，到懂得生活的艰辛；从被迫屈居人下，到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捍卫我们中国人的尊严！
　　20世纪20年代，父亲携二叔逃荒至东北后，母亲于孕期千里寻夫至黑龙江省牡丹江海林县。1931年，我出世。  
　　定居东北，我一家人得以团聚，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东北是块荒凉开放的土地，一年四季多风调雨顺。在那里，人们只要占下块土地，勤劳耕种，自然可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虽然比不上城市中的生活，但最起码有吃有喝，能够自给自足。 
　　后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人们称之为伪“满洲国”。由于黑龙江与苏联的关系，日本采取先间接控制哈尔滨，再控制全省的策略。而东北就是指以山海关为界，我国东北方向领土。那里当时的生活环境又有不同，整个东北地区尽为日本侵略者囊中之物。彼时，国民党退居山海关以南。国共两党呈现既分立又合作，也合作也斗争的状态。 
　　虽然伪“满洲国”实为日本侵略者在操纵，但是东北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基于天时地利人和，温饱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在我出生后的前几年里，我们确实生活得很好。直至1939年，父亲因私挖死牛被告发，惨死于日本人及其狗腿子的铁蹄下，我家的生活开始走向低谷。  
　　那段时期里，为了分担母亲的压力，我也不得不辍学，并开始四处打工。
　　我曾在小吃店里做过堂倌，负责刷碗、洗碗这些杂事。我也卖过瓜子，这在东北叫“毛子磕”，前苏联人很喜欢吃这些。我常在天黑后，到老百姓住的旅店去叫卖。那时也没有电视这些可供娱乐的东西，东北夜间又天气极寒，人们无处可去。我趁那时卖些瓜子，5分钱一碗。我还曾卖过糖葫芦。母亲在家中用镊子把山楂扎一个口，剔除里面的核，再用签子串起来，蘸上糖汁，就做好了。我就拿着这些糖葫芦一串一串地卖。我还做过小背（给金沟送粮食）、打金工、“蘑菇头”（几个人一起把笨重木头抬到火车上的装载工），打过兔子，套过狍子、梅花鹿，打过野猪、狗熊。
　　后来认识了继父，我还和他一起卖过菜，用担子挑着四处吆喝。那时候，在日本统治区域内要学日语，简单的“多少钱”之类的我也能说上两句，如此靠卖菜来维持生活。再之后，日本投降，东北解放，曾经淘金的金沟被留了下来。工人们为了能够挣到更多的钱，纷纷涌向那里淘金。可是淘金的地方地处偏僻，多山路，火车、汽车都不能通行。但是淘金人要吃饭，这就只能人力运输。我那时做过为众人运输米面的工作，能够得些报酬，十分辛苦。东北的山区，晨起时露水很重，山路间更是泥泞不堪，人行其间，基本膝盖以下都是水和泥。我穿着那种高帮的胶鞋，东北称为“胶皮袜子”，在泥地里趟行，为那些淘金人送去粮食。这钱挣得十分辛苦，但对我家当时清苦的日子来说，也算是一笔收入了。
　　记忆中的日本开拓团
　　自我出生伊始，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控制了东北地区，但我家所居住的地方还并没有被正规日本军队占领，而是由日本开拓团暂为管制。 
　　所谓日本开拓团，顾名思义，即占领东北地区肥沃的土地，进行开拓、耕种。但他们只是从日本派来管理这块土地的人，真正劳作的还是我们中国人。东北南部的土地十分适合种植水稻，开拓团的人奴役当地的中国人为他们耕种，所得粮食收归日本人所有，也只有他们可以食用。中国人（当时称“满洲人”）若是食用大米，则被称为“经济犯”，是会被处理的。故而人们也只能吃些高粱米、小米、苞米（即玉米）等粗粮，间或可以吃些土豆。
　　当时东北的中国人做劳工，不仅要给日本人开拓土地，还要负责兴修铁路。我的继父就曾经被日本人抓到105（当时的称谓，即“宜村”）为其修建铁路。在那里，日本人逼迫人们做苦力，却又只给些粗饭腌菜来维持基本的身体热量，报酬更是没有，完全白做工！虽然我们那时已经有了一些固定的生活来源，但同样受到日本人的统治。他们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去做什么。只是好在那时的统治还没有很细致，多是针对一些偏远地区，因此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很难过。  
　　那段时期，我还没有见过日本兵，主要都是开拓团的成员。他们占领一个地区，便留下几个人来统治当地百姓，让中国人来给他们劳动。开拓团的成员相当于中国的地主、富农。每日天一亮，他们就吹个哨子，拿根棍子四处敲，把百姓轰出来劳动。他们还养着狗，工作时手里拿着棍子、鞭子，旁边还有恶犬虎视眈眈地盯工，谁也不得偷懒。直至天黑后，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完成。他们也只给劳工们吃些高粱米、窝窝头，或是切个萝卜、白菜，炖成一锅汤，分给大家。但这些工作也不是日本人做，而是勒令劳动的中国人：“你们几个做饭去，这几个人去下地，这几个人种高粱，你们去种稻子……”就像是个监狱，开拓团的人是监狱长，那些贫苦中国人民则是蹲监狱的人，只是稍微自由些，但环境和生活形式都大同小异。便是同为中国人也是这个道理。贫民们愤恨那些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斗争他们，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是一样的道理。
　　我后来来到宜村，这是一个小村落。村中由一个村长带领着一个家族来管理村中的百八十户人家。村中有树，日本人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满林株式会社 。一是将那些不能成材的小树伐掉，劈成柴火摞起来，我就做过这个工作。另一个则是开发小兴安岭。小兴安岭是片富饶的原始森林，它盛产的红松在世界木材中都很有影响。日本人派中国人去伐木，将得来的木材转运走。  
　　记得我所在林区的村子里就有一个开拓团，种地的人很少，多是搞林业的——就是伐树、劈柴。那大树直径可达一米，长数十米，我们把它们伐断，有4米、6米、8米的不等。然后利用河水把树木截成段，再拖到陆地上。最后装进火车，送到日本。另外有个地区是出产粮食的，也同样是白劳动，最后再把收获的粮食运到日本去。没有人能逃避开拓团的压迫。若是有人反抗，那些日本侵略者便用棍子、棒子打人。严重些的，更是直接用刺刀刺死，或是抓起来打死，众人皆噤若寒蝉，不敢违背。  
　　各个地域的分工不同，开拓团的政策也有所区别。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在侵略中国，剥削中国，奴役中国的人民！
　　日寇手下讨生活
　　日本开拓团统治我地方时期，我所在的桦阳村有一个开拓团在种地，还有两个满林株式会社。
　　满林株式会社隶属于“满洲国林业局”（简称“满林”），它其实和开拓团一样，同是日本军派过来的。但是这也有区别，开拓团是几个日本人负责管理，或协同几个中国傀儡具体来管理有限的人数，组成班或小队，进行谷物种植等。满林株式会社相当于如今的林场，专门从事林业方面的工作。它的几个管事都是家庭比较富裕、有地位的人。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了解森林常识，又会打算盘，懂得统计知识，能够计算出木材的输入与输出量等。  
　　我那时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失学，食不果腹，恰逢满林株式会社需要人手帮忙。满林株式会社中召集了一些原有知识、有文化、有地位的中国人在那里做“先生”，相当于如今的公务员，只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日本人也会相应地给付他们一些报酬，因而算得上是当时的有钱人。而除此之外，他们同样需要一些打杂的小工，只是待遇上差别很大——不负责食宿，每月也只有几元钱的工钱。可为了维持暂时的生活，我只能选择到那里工作，时1945年。
　　在株式会社，我负责给那里的人挑水、到山上砍小树劈作柴火、烧澡堂子、烧火墙子 。株式会社中的火墙和我们一般人家的墙壁并不相同。墙面很宽，内中空，烧火时墙壁两边就都可以透出热气。那会儿还没有暖气，只在大铁筒里面置泥。烧火时墙会变暖，类似于现在的暖气；不烧时，墙面就变凉了。我那时负责处理这样的事务。  
　　此外，我们当时桦阳村的村长（日本人）还负责管理邮政局。他曾经在满林株式会社见过我工作，认为我工作认真，很勤劳，看起来也很机灵。恰巧邮政局需要一个送信的人，而我又读过书、识得些字，所以，村长就从株式会社将我调到了邮政局工作。  
　　到了邮局，我开始和日本人一起吃饭、生活了，境遇也比从前要好些。那时，每日有两列火车往返于哈尔滨和佳木斯 ，运输邮信、报纸（在哈尔滨出版的报纸），我负责领取这些运送物品。比如当天下午由佳木斯到哈尔滨的火车有信或是报纸、杂志，我要负责把这些东西取回来。此外，由于分为上午和下午两班火车，我还要把两次取回的物品按照顺序分开放置，再分发至个人。  
　　在那段时期里，我先后在满林株式会社做过伯役，又在邮政局里当过送信员，基本生活还是过得去的。可是究其根本，这些仍是日本人在剥削压迫我们中国人民。只是碍于对方拥有强大的武器弹药和军队，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也反抗不得，只能忍气吞声，残喘度日。
　　回忆“九一八”和“七七事变”
　　1931年，日本率先制造了“柳条湖事件 ”，尔后，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正式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这次军事冲突所引发的政治事件，史称“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最初作用于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而我家所在的小山沟或农村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这场政治阴谋所带来的冲击。但是，大家都会唱一些反映救亡中国、反抗日本的歌曲，这也是一般大众唯一能表达他们失去国土的苦痛心情的方式了！而大城市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则认为日寇侵我国土，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极为恶劣的军事行为。中华儿女应该团结起来，驱逐外敌，打倒伪皇帝溥仪。为此，一些热血群众和学生还曾在当时溥仪所在的奉天（今沈阳）发起了相关反抗运动，但多无果而终。东北诸省终是沦陷。  
　　及至1937年7月7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为了缓和危机，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  
　　“卢沟桥事变”时，我已经年纪稍长，略微晓事。只是我家距离北京较远，分处关内关外，对此并没有直接接触。但由于当时全国爆发了许多大型反抗运动，我们的生活也确实受到了影响。为了阻止我们当地百姓介入这些运动，日本人对我们的管理和统治也愈发严格，封闭一切外界传递的消息。我们那时也没有广播，只能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才能够得知一些运动的发展态势。此外，当地人民普遍文化水平底下，很少能有学生那般高的觉悟，就也并没有奋起反抗。否则若是人们团结一心，仅我桦阳村民众，那区区几个日寇又如何抵挡得住！  
　　这就是我童年时期所感受到的两次重大历史变故，这些也都多少对我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寇铁蹄下惨死的父亲，被逼做劳工的继父，还有我们窘迫清苦的生活，这一切的不幸都源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自小潜移默化感受着这些变迁，日后投身行伍也与幼时这些经历不无关系。
　　初入学校
　　我家自贫瘠的山东迁至相对富饶的东北，自此吃喝不愁，虽不是大富大贵，但条件也算很好了。1936年，我6岁时，父亲将我送入了牡丹江海陵县完小读书，还每日送我上下学。 
　　父母对于我们子女的学习都很重视，便是我之后的继父也如此看待，但他们的想法和我们还不尽相同。我们认为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学习好知识将来才有本事去成就更高的事业。但他们则不然，父母省吃俭用供子女读书，只是认为孩子们将来有了知识、有了文化，能够成家立业，当官。记得那时常听父母说：“你好好学习，好好学习才能当官。” 
　　我所就读的海岭学校是我家附近比较好的学校，相当于如今的实验小学。学校的校舍是日本人兴建的土房子。房子是将野地里的草和土坯混在一起，晾干后立起来。上面是木头和茅草做的房顶，有的则是铁皮包顶。这样的校舍在当地县城已是条件颇优的了。而得利于四周森林居多，木材也都是就地取材。父亲是木工，为学校打制了桌椅板凳，得到了校方的赞许，也算是为学校做了一些贡献。  
　　我们一个班级有四五十个学生，大家聚集在一起接受教育。在我的学习上父母投资了多少我并不清楚，但我绝没有辜负他们的殷切希望。我在校读书期间始终表现优异。 
　　我头脑聪明，学习任何知识都很快。我母亲那时在家开小铺，因为没有文化，母亲算账总是很慢。而我学习过算术（当时还称“算术”，没有“数学”课）则不一样，该找回顾客多少零钱，我能很快得出正确答案，父亲还总是夸赞我：“我儿子真聪明！”记得那时学校是日本人开办的，我们必须要学习日语。每日要背诵诏书，大意就是宣誓永远效忠于天皇陛下。还要唱日语歌，曲调是我们中国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曲调，只是谱上了日语歌词。那时，日语是我们最主要的课程，其次才是满语（中国话）。但无论学习什么，我都是一点就透，很受老师喜爱。
　　这其实是日本的一种奴化教育。因为我们那时还都是孩子，整日主要学习的是语文和日语，在政治方面稍有欠缺。我们只知道要效忠于日本天皇陛下，满洲国是属于日本的，溥仪也是日本的，相当于天皇驻派到满洲国来当皇帝的。我们已形同日本的亡国奴，自觉是第二日本人，再没有反抗日本的思想存留。 
　　我曾想，如果1945年日本没有投降，那我如今会变成什么模样也很难说。毕竟那时我已经和日本人多番接触，更是接受了他们的奴化教育。若是日本统治时间再长些，我在那样的环境下读到中学、大学，那我的思想也必将更为日化，或许真有可能沦为思想麻木的亡国奴。  
　　但这段学习的时间并不长，及至1939年，父亲惨死，我辍学在家。
　　继续学习
　　给父亲的守丧期满后，母亲改嫁入韩家，家中情况一时得以好转。1944年，我继续上学，就读浩良河学校，同属于完小。 
　　我最初在桦阳村就读的学校算是初小，只有一二年级，师资并不充裕。附近的孩子若想继续读书，只能到更高一层的区里的浩良河学校就读。浩良河距离我们的村子较远，上课时，我总是要起早贪黑。那时，我们学生乘坐火车是免费的。我每日早上五六点钟离家上学，坐火车经过两站地来到学校。我在班里还兼任班长一职，放学后也要做路长，组织同学们安全回家。这段时期的工作极好地锻炼了我的能力。  
　　浩良河学校不愧是正规的完小，不仅师资力量比我以前就读的学校要好，而且学校的硬件设施也是很完备的。教学楼是清一色的砖房。学校还有专门的操场和运动场，里面单杠、双杠等各种运动设施都很完备。记得我们那时每周都要举行体育比赛，我几乎包揽了800米、200米、100米赛跑的全部第一，偶尔会有铅笔或是笔记本作为奖励，已是十分不错的了。那时候我还年少轻狂，总喜欢出些风头，不仅是体育不落后，学习上也是班里的佼佼者。  
　　浩良河学校的学习和之前并无太大区别，也是四五十人的班级，学习语文和日语，只是多了一项军训。因为学校位于区县，奴化教育更为严重。我们每日必有一节体育课，训练我们做日本操，练习些稍息、立正、开步走等项目。  
　　日本投降以后，八路军进入我们所在地区，我所在的桦阳村划归南岔管理，而南岔亦独立成为与浩良河同等级的区县。南岔距离我家只有一站地，四十多公里的距离，乘车只用数十分钟的时间，并且它也拥有一所完小。更重要的是，南岔完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也有四五十学生的规模。但学习环境和学习内容却没有奴化教育的痕迹了。  
　　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曾经停学过一段时间。1945年至1947年间，我亦参加了土地改革，还是公安武装委员，是个积极分子。而后1948年重新开学后，我转入了南岔小学学习。南岔小学是所寄宿的学校，我每日带着两个大贴饼子和一些咸菜，去学校上学。  
　　那时，桦阳村去南岔小学就读的只有我和任荣芝（我的小学同学）两个人。很多人因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而选择了回家务农，失去了学习的意识；也有一些家中略富裕的学生，早已卷着资财离开了。
　　印象深刻的小学朋友
　　最初上学的两年间，同学大都也是孩子心性。下课没事时，你追我打，打打闹闹的，也并不真动气，只是以此为乐。那时也有一些难忘的好伙伴。 
　　李荣耀是和我关系比较亲密的一个小学同学，平日里总在一起学习，他家境比我好些。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们的关系都很好。他父亲是搞木材的工头，是伪满洲国、日本人的狗腿子，平日里对普通劳动者多有些压迫和体罚。待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李父唯恐遭受到民众的报复，不敢再逗留在居住的地方，遂带着全家人逃到了县城。自此，我也和李荣耀分开了。  
　　土改时我们还曾经有过联系。那时，他家被当作批斗的典型。虽说迫害中国的是日本人，但是他们毕竟人生地不熟，真正打压人民的则是李父这种为他们服务的狗腿子。这些人一旦被抓出来，那必定是众人鞭笞的对象。但具体是如何对他家鞭打、斗争的，我就不太清楚了。那些财产也必然是分配给了广大穷苦人民。而自土改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过联系。  
　　小学时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叫任荣芝。她原来居住在县城中，父亲是在伪满洲国地界中管理中国人的一个小头目，后来怕别人斗争，分他家的财产，躲到了农村。她大哥毕业于奉天大学，是个有钱人。二哥任荣耀是中学教师，曾任我妹妹班里的老师。我那时还任学生班班长一职，他时常见我和他妹妹在一起学习、读书，对我印象还不错，主张我们时常联系。后来，我和任荣芝便经常在学习方面沟通，有时也画画娱乐。那时画画是用铅笔。你画个男孩，我画个女孩；你画个房子，我画个鸡鸭之类的。我们还总是聚在一起做功课，算是学习上的小伙伴。  
　　后来土改后，我们同去南岔小学就读，寄宿在学校。学校男女生各一栋宿舍，负责上课摇铃的老师同时负责监管宿舍。记得有一次她染上了感冒，发烧在宿舍。我本来还疑惑她为何没有前来上课，后通过摇铃的老师才知道她生病了。于是，我急忙跑到她家里（南岔到我们桦阳村距离一站地），通知她的家人。而后，任荣芝的母亲、二哥以及我三人一同返回学校，又是我和她二哥轮流把她背回了家。  
　　后来她曾和我提及，当年她已存有和我谈恋爱的想法，只是双方家中都不同意。虽然同是穷苦山沟里的家庭，看似门当户对，但其实我们彼此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结构都不同。她家是从县城里搬来的有钱人，我们却是道地清白的穷苦人家。我的父亲是个工人，一生反对有钱人，反对过去警察的子女、把头 的家人。而任荣芝的父亲恰恰就是个把头，这是我父亲绝对不能容忍的。  
　　再者，任家也并不同意我们来往。任荣芝的母亲曾找过我谈话：“韩桂山，你能养得起任荣芝吗？你能养得起任荣芝我就把她嫁给你！”我说：“我连饭都吃不饱，我怎么能养得起她？”在她母亲的影响下，我并没有“过彩礼”（我们当地订婚的规矩），两人也就脱离了。之后我去当兵，她大约等了我五六年。眼见没有希望，后来又搬走，我们自此没有机会再联系。  
　　如今她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们关系很好，仍然保持联系。任荣芝后来和一丁姓男子结婚，所生子女对我都很好，把我视为亲人，亦称我为“舅舅”。她的儿子曾在我手下训练过两年多，后见没有什么发展，就复员回家了。大女儿结婚后定居哈尔滨，有几年也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和我共度春节，一住就是两个月。此外，她的丈夫是个工程师，由东北到南方进修外语时曾路过北京，也来看望过我。任荣芝亦时常打电话来慰问我，像是“天冷了，你要多穿点衣服”之类的关心。我们的关系都很好。
　　瓜分日寇余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正式退出中国领土。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和我同时为日本人工作的还有一个姓沈的人，那人四十余岁，专门给日本人做饭。 
　　那些日本人叫我“かんけぃゃま”（音“kankeiyama”），在日语中是“韩桂山”的意思。我记得当时我和沈师傅一人给他们100元钱，他们还对我们说，只是先回日本，很快还会再回来，让我们负责帮忙看管房子。没想到他们却是上了火车，退回了自己老家。 
　　当天晚上，周遭的百姓就都聚集起来，要抢东西。我和沈师傅最初还护着房子，后来听前来的百姓叙说，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那些日本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当下调转目标，不再阻拦群众。众人蜂拥而抢，我也寻找着一些值钱的物件。 
　　记得我那时将日本人仅剩的五六床被子扛回了家。房子里仅有两只大鹅，我抓走一只。那个日本村长家中还有用稻草编的袋子，里面装着大米，一包大概有50斤，我也赶忙背回了一包。回到家后，我还通知继父，让他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去瓜分些。那时，家离得近些的，就能趁机抢些东西走；家离得远的，便赶不上这好机会了。  
　　旧时贫苦，家中都没有油和肉可以食用。我那次到家之后，将那只抢来的鹅杀了吃肉，可真是珍羞美味，我们全家都享到了那只鹅的福！
　　积极响应土地改革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共产党民主联军陆续驻扎东北。但民主联军的势力仍是比较弱，没有多少枪支。那时主要斗争对象并非国民党，而是欺压百姓的土匪。后来，进驻的共产党部队逐渐增多，直至哈尔滨以北全部成了共产党的势力范围。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同时按人口进行土地分配。
　　那时，逃窜到其它各地的本村把头都被抓了回来。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土地、牲畜、钱财，甚至连被子这些日用品也被充公，然后平均分配给当地的贫苦百姓。此外，还有一些外地把头跑到我们村中躲避斗争，人们也把他们抓起来。在那段时期，我们白天调查、研究，找出斗争对象，晚上聚集在一起对那些把头进行批斗。拷问他们到底有多少财产，不坦白就用皮带抽打。但当时确实缺乏阶级观念。晚上刚斗完、打完的对象，第二天大家见面还能友好地打招呼，并无芥蒂。  
　　我家也充分参与到了土改运动中。继父是个典型的劳动分子，对于这类的政治斗争并不敏感。但我和母亲都很积极。而基于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思想——雇农和贫农是可以信任的群众，中农略差，地主和富农则是革命的对象。我家就是典型的雇农。因此，在土改期间，我也担任了公安委员、武装委员，管理五条枪；母亲则是妇联主任。我们一家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土地改革中，我家分到了房子、土地，还有一批耕地的马。其他贫苦家庭也都得到了很多称心的补助，并不只有我们一家得到了好处，广大的贫苦百姓都从土改中喜获新生。
　　土改进行一段时间后，即1948年，在任荣耀的劝说下，我和他的妹妹任荣芝又重新回到了学校读书。 
　　1949年3月，征兵开始。其实我早先还是倾向于国民党的，但那不过是虚荣心作祟。国民党对士兵的要求很高，要有知识有文化，身高长相，甚至脚的大小都有严格规定，而且可以经历正规军事训练，穿上帅气的军装。这都让我感觉国民党军很有气质。而当时的共产党却没有这许多讲究，凡是前来报名参军的都征收，也不管水平如何参差，穿的衣服更是像土包子一般，很没有气质。  
　　可在感情上，我还是更倾向于共产党，毕竟他们是真正进驻东北，帮我们争取利益，给我们吃穿、田地的人。共产党真正让我感受到了何为平等，让我产生了主人翁的归属感。他们不剥削，不欺压，还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好处与美好生活的归依。这样的感情更让我铭记于心。  
　　因此，当征兵开始后，我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记得当时任荣芝还劝说我不要当兵，继续念书。我义坚决地拒绝了：“不行！我要当兵，我要带头！我是穷小子出身，我哪能不带头呢！”自此，我正式投身共产党的伟大事业。
　　投身戎伍－－参军宏愿
　　满腔热血，投身革命。从合江省独立团到收归四野大部队。我随军日日操练，驻守抚顺；我亲见中国人民共和国崛起的时刻；我在外历经抗美援朝战争，在内响应“三反五反”运动；我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到被保送二七步校深造，终于破格提升为参谋，成就自己的事业！ 
　　我从1936年开始上学，其中断断续续相继有十余年时间。直到1948年，我再次重返学校。这期间，我始终秉承着“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坚信渊博的知识将会改变我的命运。可尽管这样，面对1949年3月的征兵，我依然义无反顾地投身行伍。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考量和远大的志愿！  
　　1947年的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数以千计的像我家这样的清贫家庭分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土地，过上了我们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好日子。后来，共产党教育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是保家卫国。我们这样的行为是为了求翻身求解放，为了从穷苦的日子逐渐走向富强。当时我们对于未来的生活并不过分奢求，只是希望能够吃穿不愁，过上普通人的生活。继而由解放一个村变成解放一个地区，逐步达到解放全国，甚至是解放全世界。  
　　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我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投身革命。曾经，读书学习是我最为重要的奋斗目标。我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工作，不过是为了挣钱。而挣钱的目的则是为了有足够的经济保障去念书。至于念书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够成长成祖国的栋梁之才，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今，当兵入伍这一条光辉的道路摆在我的面前，我又如何能够放弃呢！  
　　我那时衷心地希望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的日子，都能翻身解放做主人。在这种意志的推动下，我踊跃地带头报名参军。 
　　所谓征兵，是我们县里、区里一步步逐层布置下来的任务。征兵并没有数量限制，只要同是翻身解放、打土豪、分田地的穷苦兄弟们，并且达到了参军年龄，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共产党对于其它如文化程度、身高、体型等并没有过多要求。而我那时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在部队中就已经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但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这几大类是绝对不接受的。这些人都是家中富有，平日里欺压百姓的恶势力，共产党坚决地将他们排除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之外。而如我家这样一无所有的雇农，还有稍微有些财产的贫农则是征兵时主要吸收的对象。  
　　在我的带领下，我村共有3人报名参军，分别是山东人崔建国、山东人孔祥梅和我。孔祥梅身高马大，足有一米八多。崔建国和我身高相仿，差了些。我们同是从山东逃荒至东北的难兄难弟。他俩都没有念过书，这当兵的想法还是在我的鼓动下响应的。  
　　1949年3月，我被正式编入了合江省独立团，位于如今的佳木斯 。
　　入伍初感
　　参军时，区里面派人来我村迎接。我们披红戴花骑着马，老百姓两旁夹道锣鼓欢送，从桦阳村一路直到火车站。 
　　那时很穷，我们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再无其它，也没有发放军装。只有老百姓一针一线缝制出的棉袄权作军装，更不用提衬衣了，真是个“土八路”！直到我们来到部队才有统一的正式军装。  
　　我村3名参军者行至区里后，又连同其他各村招收上来的新兵一同乘坐火车，一路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了合江省军区。 
　　合江省军区成立了独立团。该独立团是在上级军区的命令下筹建起来的。以前合江省没有自己的正规部队，县大队就是最高水准了。县大队相当于一两个连的规模，生活装备都很简陋。而此次新成立的独立团，则明显高出一个档次。独立团的领导都是接受过一定水平的文化教育的，入伍时间比较长，思想觉悟等各方面都比较优秀。我们这批应征入伍的新兵则是合江独立团的第一批士兵。  
　　我们独立团住在原日本人的兵营里面。那里原是日本人进行训练的地方，营房等设施比我们以后自己的营房都还要好一些。对比当时多数穷苦人家的土坯房子，那就“更上一层楼”了。我们住的宿舍是大通铺，人员以班为单位住在一起。那时还不像如今当兵的待遇——床单、被褥都是全套的。我们的资源比较匮乏——要么是一个薄毯，要么是一床被子，每人只有一件。有时甚至一件大衣就解决所有问题了。  
　　部队的伙食还令人满意。虽说我们只能吃些窝窝头、大饼子、高粱米、小茬子，只有些粗粮。还会有一两个炒菜。炒菜时，先将两斤肉放在锅里，把油熬出来。然后再用这些油炒菜，添加些水和少许盐也就是了。一日三餐大抵都是这样，那时也不管稀的干的，能吃饱就很不错了，生活非常简陋。但我们之所以并没有怨言，是因为较之从前在家中的生活，至少我们此时可以填饱肚子。后来部队南下又是另一番光景。来到城市后，我们的粮食都由政府供应，生活也改善了许多。  
　　自3月份入伍之后，我们这些新兵经历了一期短暂的训练。内容主要是稍息、立正这些简单的项目，要表现出军人特有的姿态与仪表。部队还教育我们军人要服从纪律，不要形如一盘散沙。领导们更是从思想上启蒙我们，教育我们要跟着党走，要力争翻身解放。记得我们还有许多标语，如“解放全世界，先解放全中国”、“打到关里，解放全中国”、“打倒土匪，打倒国民党”等。
　　当时的独立团只有步兵这一单一军种，但是步兵也分不同的种类。独立团中，警卫连和侦察连在选人的时候要比一般步兵更为严格些，对士兵的家庭成分、思想、体能、形体等各方面都有所要求。因为我曾在上学期间学习过队列、日本操等，这些与部队的要求存在许多吻合的地方。此外，虽然部队中都是一样的穷苦人，没有阶级成分的差异，但是水平的差距却是无法弥补的。我读过书，有小学文凭，这已够格称为“知识分子”。再者，我为人机灵，加之土改和上学期间学习到了许多为人处事的方法，更能吃苦耐劳、团结同志、尊重领导，同志间、上下级间的关系我都相处得很好。因此，我被选入了警卫连，分配在了2营4连。而我和同时应征入伍的崔建国和孔祥梅则被分配到了其它步兵连队。作为同乡和朋友，我和崔孔二人曾是最好的战友。但是因为吃不得苦，崔建国在当兵的第五天就逃跑了。他也没有回家，大概怕被抓回来，但去了哪里我也无从得知。至于孔祥梅，似乎也没有在军队中有何突出表现。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连队的领导是陈光远，这人原属于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前身），土地改革时已经成为了军人。土改时，民主联军进入桦阳村，帮助百姓们打土豪、分田地，陈光远担任领导。后来独立团成立，他被任命为独立团警卫连指导员。陈光远也是穷苦人家出身，长得膀大腰圆，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他关心下级部署，像亲兄弟一般对待我们。此外，他对士兵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教育也处理得很好。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而且，他还是我加入中国共青团的介绍人。  
　　也就是在那段时期，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了共产党的奋斗宗旨。虽然国共两党当时都肩负着共同抗日的任务，但是其政治观点还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国民党所求是为少数人群，是为保护资本家、有钱人；而共产党才是确实在为广大的穷苦大众谋求解放与自由。自此，我更加专注地投身于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中。  
　　时至同年5月，独立团被编入了林彪任司令员的第四野战军 （简称“四野”），改番号为163师487团。而我则进入了2营4连的步兵班，在其中的机枪班做战士。
　　随军驻守抚顺
　　自1949年5月，合江省独立团收编入四野，改番号为163师487团，部队正式挥军南下。 
　　南下过程中，部队没有营房，我们住在当地的老百姓家。百姓虽然并不富裕，但都很热情。他们自住家中两间房子，腾出余下的一间给我们部队。房中也没有床，我们就在地下铺些草，或是垫着我们自己的薄毯或被子，如此休息。吃饭时，我们找块空地，搭个棚子做饭。饭菜很粗陋，多是稀饭，有时也会有些粗粮、细粮，或是粗细粮食混搭在一起。取饭时是以班为单位，每班可以领到一盆饭、一盆菜。遇到刮风下雨等天气不好的情况，我们会避到百姓家里吃饭。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打完饭后站在原地吃饭。饭后，我们的碗筷也是自己清理。虽说百姓热情，但我们尽量不打扰到他们的生活。一路上，我们是走到哪吃到哪，走到哪睡到哪，这都离不开老百姓对我们的帮助。  
　　同年6月，部队到达抚顺，本应继续南下，但是我们临时收到上级指示，命令我军驻扎当地，负责看守“解放团”。所谓的解放团，即是指国民党战犯、伪满洲国为日本人卖命的狗腿子。这些战犯被铁丝网圈围在一起，后方驻扎着大部队，他们根本无处遁形。
　　在驻扎期间，除了看守解放团，我们依然要进行训练。 
　　部队里的训练很单调，只有刺杀、投弹、土工作业等项目。投弹是训练士兵如何能够将手榴弹投掷得更远；刺杀是考验和敌人格斗时的技巧，确保准确刺死敌人；而土工作业的内容是挖战壕等掩体的方法和布置，我们也是整日用小铁锹在地下挖，最终才能形成战壕。此外，我们还要每日进行运动，分为跑步和做操两项。以跑步为例，我们每日早起要先跑数公里，即便是领导也不例外。直到跑到满身大汗，浑身湿漉漉的，也来不及换衣服，再继续做下面的练习。而衣服则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干。做操包含的项目稍广些，有投弹（练习臂力）、俯卧撑、单杠等。单杠的形式更是简单，只在两棵树间置一根木头棒子。我们便利用这个“单杠”来做引体向上等动作。其它诸如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等这些项目就更是必不可少的了。
　　而即使我们被编入了四野，当时也只有步兵。像炮兵这种兵种，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我记得确实有另外一个部队专门组建炮兵，但却有名无实，只有“兵”没有“炮”。那时部队的炮都是打国民党和日寇时缴获的，数量不多。因此，一个师里面能够组建一个连的炮兵就已经很难得了，其他人则都是步兵。  
　　步兵是持枪训练，分为步枪班和机枪班，所持枪械也是参差不齐。训练时，有人拿的枪是日本制造的，也有人拿的枪是捷克制造的。这些都是以前战斗胜利后从敌人手里缴械的枪支，分配给我们使用。 
　　我被收归在机枪班，很快又获上级提拔。由于我以前参加土地改革的时候曾经接触过枪，对于枪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自然比其他人熟悉一些。加之我为人机灵好学，初次接触到部队这些枪支感觉很新鲜，这要比在我土改时使用的枪好多了。所以，我对于枪支的学习更为上心，很快便能领悟要点。再者，由于幼年受父亲影响，“忠诚”二字始终深植我心。我深知，一个人，只有对祖国忠诚，对部队忠诚，对同志和朋友忠诚，才能够在事业上展现出更高、更快的进步。上级见我为人忠诚正直，又能吃苦，对枪支操作的掌握也明显优于其他人，指派我任副班长兼全营教员。在当时，部队的训练并没有正规的教材或教令，都是老兵手口传授给新兵们。因此，我能够作为教员，甚至是教授全营将士的教员，已是莫大的光荣与荣耀。  
　　此外，由于部队中多是没有读过书的文盲，我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在其中已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能写上几个字那就更是很不错了。那时，每每要写些东西的时候，领导都会交给我来做。及至1950年，我们开设了文化教育课。知识分子充实到部队中来，这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我那时能够在部队中初露锋芒，有两人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当时的师长赵国泰，后到旅大警备区任司令员。赵师长注重体质和身体训练，部队中有关训练方面的问题都是他负责，对我的教育很深远。另一位则是我们的寇副师长。他们都在我前进的道路上为我提供了机会。我在部队的训练和生活等各方面均表现出色，凡事力争上游。担任副班长之后，更是带领我班获得了“巩固部队模范班”、“生产模范班”、“训练模范班”等诸多称号。而我自己，也立过一次小功（当时只分大功和小功两种），并曾在四野的评选中被评为乙等模范（当时分为甲等模范和乙等模范两种）。
　　夙愿得现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终于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喜讯。 
　　那时，我还随同四野在抚顺进行普通军事训练。没有收音机，只是得知了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的好消息。部队里也没有举办庆祝活动。毕竟，在那种驻地分散的环境下，能够将一个营四个连组织在一起开会已是不容易。若要组织起全团士兵，则更为困难。连我们的总司令林彪，也只是针对当时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四平保卫战说了一句：“攻打四平 ，四平打得好呀！”  
　　环境并不允许我们肆意庆祝，我也无缘感受到北京城中举国欢腾的热闹景象，但在我以及和我的众多战友心中，都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究其根本，我最初参军就是为了能够实现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真正让老百姓们翻身做主人。如今，这夙愿终于得以实现！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国家，属于全国人民的新中国。不再是伪“满洲国”，不再有国民党的暴虐统治，更没有那嚣张跋扈的日本鬼子。我们终于靠着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了美好的未来。  
　　新中国的成立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拳拳报国心。我亦相信，自己将在未来的生活中，必会成长得更为坚毅！
　　经历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我163师也奉命参战。 
　　战争开始前夕，部队已经热火朝天地进行起了官兵动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些如今仍回荡在耳际的振奋歌声就是我们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但是实际参战时，我师并未真正跨过鸭绿江，而是奉令坚守中国海防。我们主要负责的是——丹东、大东沟、庄河、大连、旅顺至新义州这条海防线上的据点。 
　　我们所坚守的海防线对面是朝鲜，与之仅有一江（指鸭绿江）之隔。我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飞机在朝鲜境内狂轰乱炸，看到朝鲜人民奋起反抗而击毁的美机。虽然仅有一条鸭绿江为界，但江水两边则是不同的光景。在我坚守中国海防期间，还未见有美机向中国投放炸弹等。  
　　如今回想起来，那时的朝鲜战争真是打得十分艰难。虽然我最终并没有被派遣到朝鲜境内参加战斗，但是作为我国军队的候补力量，我们也是时刻为了冲锋陷阵而做着积极的准备的。投弹、障碍、越野、射击，这些实战技巧我们都烂熟于心，亦每日都要进行高负荷练习。  
　　那时虽说是支援朝鲜作战，但是我国军队的各种武装力量和后勤补给都明显欠缺。有种“小米加步枪”的说法，就是形容我们参战时的状态。我们每名士兵身上都背着一个子弹袋，看起来好像有数百发，但实际上却只有几发子弹，其它口袋里装的都是苞米秸子、高粱秆等。虽然新中国成立，部队中的各种装备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许多部队都配备有正规统一的枪支，但也并不充裕。记得我们有的团还曾经在战争中负责押运枪支炮弹，这些都是苏联支援给我们的。这些武器在中国境内并无危险，而一旦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国境范围，美国的飞机则会立即展开激烈的轰炸。因此，我们在运送时也要格外地小心翼翼。  
　　除了枪支以外，我们同样要学会用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争取战斗的胜利。那时，虽然子弹很少，但是我们作为步兵，手榴弹还是比较充裕的。我们一人身挎十余个，面对敌人时毫不留情地进行投掷、引爆。对面而视，我们的刺刀也可以派上用场。部队对我们进行过训练指导，传授我们如何用刺刀置敌人于死地。  
　　而我们那时对于战事仅知的一些报道只能源于报纸。诸如某日美国飞机炸平了朝鲜的一座山头，战争愈演愈烈等信息。此外，在战争中，部队里也涌现出许多先进事例，比如黄继光舍身堵枪口等，号召广大士兵向其学习，激发我们的战斗热情和爱国精神。但如今想来，却有些悲哀。若是当时我们的国家能够有足够强大的后备供给，士兵们能够使用更加先进的作战武器，是否就能有更多鲜活的生命从那场惨烈的战争中存留下来呢？  
　　这一切不得而知，只是这场1950年打响的战争，它的硝烟一直蔓延至1952年。而它所留下来的伤痛和悲哀将永远存留在经历过这场战争洗礼的人们心中。彼时的我，始终坚守在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防线上！
　　“三反五反”打“老虎”
　　自1951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来恢复国民经济。但一些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因而采取了许多不法手段牟取暴利。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在种种原因的作用下，1951年底，风风火火的“三反五反” 运动正式开始了。应此运动的开展，我们部队从丹东 被调至沈阳，改编为沈阳731部队，预编入东北军区警卫团，驻防苏家屯 。  
　　部队中针对“三反五反”运动主要以忆苦思甜的形式展开。我们每日反复进行训练，在艰苦的训练中坚定每一名士兵的信心和决心，一心跟随共产党的脚步前进，忠诚于国家和人民。那时我任班长，在我的带领下，我班全员士气高昂，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思想上开小差，在行动上打退堂鼓。毕竟那时训练艰苦，许多意志力不够坚强的人就会借机逃跑，有的甚至在站岗途中放下枪支，悄悄溜回了老家。但我班是绝不存在这样的现象的，每个人都能做到坚定信念，一心为党。我们也因此荣获了“巩固部队模范班”的光荣称号。而且在后来开展的生产劳动活动中，我班也表现积极，不仅完成了部队交给我们的生产任务，还热心帮助有困难的老百姓们一起做活。最终，我们更是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生产模范班”的殊荣。至于我们士兵最基本的训练活动，由我们获得的“训练模范班”就可见一斑。  
　　除了以忆苦思甜的形式来教育广大士兵们，部队还在此次运动中大力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活动。那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富反坏，或是国民党的特务，此时都要进行大清理。 
　　犹记我连队里的一个事务长就是死于此事。那人是在国共两党内战期间，被共产党解放过来的。当时共产党部队询问他是愿意回家，还是想要留在部队继续当兵。那人其实意识中还是偏向国民党，又被国民党灌输了一些反动思想，于是佯装留在部队，其实是国民党派来打探情况的特务。但他其实也接触不到党内机密，因为他最终被安排在了后勤部门任事务长，负责给部队士兵做饭。在“三反五反”期间，党内清理特务，审问到了他，了解一些他曾经是否杀过人等信息。那人做贼心虚，深怕共产党继续深入了解后，会被杀头。于是，此人趁着我们居住在老百姓家里的时候，悄悄拿来人家的菜刀，在厕所里自杀了。  
　　其实，如今看来，当时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就是“唯成分论”的体现——贫农、雇农是依靠的对象，地富反坏不是依靠的对象，资本家则是利用的对象。就连当时的入党、提干部、工作中被委以重任，都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地主和资本家出身的人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时长近一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就在这不断地斗争和整顿中悄然落下帷幕。
　　齐齐哈尔第二十七步兵学校深造
　　齐齐哈尔第二十七步兵学校成立于1950年。成立伊始，学校只允许贫苦农民入伍的人来进行深造、提干培养。及至1952年，情况有所改变。那些接受过初高中教育的知识分子同样可以进入学校学习深造，经过培养后同样可以在部队里提干。而我则是因为曾参加运动会为部队争光，又在抗美援朝守海防时表现出色，带领我班多次受功获奖，在军队中也算是有一定影响的先进人物。故而部队领导商议后，决定把我保送到齐齐哈尔第二十七步兵学校进行培训和训练。  
　　我1952年来到步校时，已经有知识分子在学校中受训了。而我这种贫苦子弟入伍的士兵要想自其中脱颖而出，就要在文化知识和技术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色。 
　　在二七步校学习的内容主要有政治，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悟“解放全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志还要上文化补习班进行扫盲。至于军队中正常的训练，如刺杀、投弹、障碍、土工作业、体操等这些军事化项目，也有专门从苏联派来的教练对我们进行指导。不只是学校这样，当时全军，甚至于我们总参谋部的顾问团都全是苏联人，要求“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  
　　早先在部队的时候，我们的条件比较贫寒，部队训练也比较松散。甚至连我们的基础水平都没有达到苏联教练的要求，更不要提接触苏联那些先进的兵器了。我是在进入二七步校之后才开始接受部队正规、系统、科学的训练的。  
　　军事技术方面我无所畏惧，但是政治和理论文化这些方面，我就和那些知识分子区别很大了。虽然我曾经上过小学，但是文化基础也是很单薄的。为此，我更要发奋学习。或许是我个人勤奋好学又不甘屈居人下的个性使然，在我的努力学习下，我各方面的成绩都明显优于其他人。  
　　那时的培训，不只是我们中国人在看中国，那些外国专家同样也在评估我们这个新崛起的泱泱大国。在步校学习期间，我各方面表现优异，甚至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上的最高记录。试想，以当时苏联的地位和发展状况，他们教科书上规定的内容都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日积月累记录下的数据。我能够突破他们的极限，明显说明了我们中国人的素质要比他们高。那个时代，苏联就是中国的“老大哥”，我甚至可以赶超我们的“老大哥”。这对我的影响显得更为深刻了。  
　　但我亦明白，我能获得这些成就，都源于我自身的勤奋与努力。我的付出总是与我的收获成正比。我从不祈求不劳而获，而是在不断奋斗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完善自身，锻炼自身！这带给我的不仅仅是获得荣誉时的骄傲与光荣，更是一种融入自身的习惯——习惯于不断追求进步，习惯于勇攀高峰的前行！
　　提前毕业任参谋
　　1952年，我代表东北军区参加了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也称解放军文艺体育检阅大会）。比赛结束之后，东北军区欲成立体育科。总参有此设想之后就在思考选拔何人任体育科参谋一事。因为我在部队中的出色表现，又先后两次在比赛中为部队争得荣誉，领导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但我那时还在二七步校学习进修，于是，领导决定命我提前毕业。  
　　记得还是我师作训科科长高占奎令我破格提前毕业的。高科长原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解放过来的。他在抗美援朝那几年中便对我印象颇佳，始终知道他的队伍里有我这样一个勤学奋进的好战士。在他的调令下，我从齐齐哈尔第二十七步兵学校提前毕业，并来到军区任见习参谋。军区的参谋属于连职干部。我那时才刚刚从士兵转为排级干部（排、连、营，等级依次上升），距离连级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尽管如此，我也已经很高兴了。能够谋得这样的发展，对当时的我来说便形同于一步登天了。参谋并无官职大小，只看其领导职位的高低。领导有权威，那么参谋的影响力也就大。  
　　我当时担任的是东北军区体育训练的参谋，统领八军。我负责编排教令、教范，并指导他们做操，起到一个领率机关的作用。 
　　从二七步校的一名需要学习进修的学生，到军区体育参谋负责指导他人训练，这其中的变化主要有两点。首先，东北军区在东北已经相当于最高机关了，能够在其中任见习参谋一职，并领率机关，这于我，可谓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再者，我去管理的是东北军区，它包含的是黑龙江、吉林、辽宁三大省。我要负责对这其中的全部将领进行指导教育。那些士兵都是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尚无法把握到动作中的要领，水准还不达标。而我在早期上学时接受过日本的奴化教育，对此方面的学习稍有涉猎，领悟得更快些。在经历过二七步校更为系统化的教学和指导之后，我的水平更是精进了许多。我自己对这一点也充满了自信，感觉很自豪。  
　　虽然我只是一个排级干部，到部队里任见习参谋，但是那些营长、连长、团长等干部都对我十分器重。在那样一种至高无尚的位置，那种众人瞩目的环境总会激励我自己奋发向上，不断寻求更高的进步，以此来完善自己，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在此过程中，我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会主动写总结。初始时，我从未接触过如此大面积的训练，整个师、整个团的士兵都在我的教导之下，这让我有些无所适从。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不清楚什么样的问题、哪一个环节是需要我记录下来的。再有我的文化水平也不很高，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这种总结的撰写对我来说压力很大。于是，我主动去和那些老参谋沟通。他们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也在旁观察。  
　　我在检查工作时，主要负责考察技术动作的规范程度。真正撰写时还是由那些老参谋执笔。而我因为动作标准，动作技术与教材、教令比较吻合，便在他们总结的基础上，提供一些素材，以丰富内容。这其间记录着我心态的改变——从最初的理不清头绪，到后来的有条不紊，我在学习中成长。  
　　后来再到部队进行检查时，只有几个人一起，有时甚至仅我一人。检查过程中，对于各个团队的表现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问题，我只能靠自己及时记录下来。虽然我自认写作水平没有很高，但还是能够反映清楚部队的客观情况的。待回到军区后，我也会找到其他参谋帮我进行进一步地修改和润色，将之变成我自己的成果。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在这过程中，也在不断向他们学习。  
　　在东北军区任参谋期间，我最有成就的事情就是我由不懂到懂，由不会到会，由不精不尖到精尖。随之改变的还有我的心态——光荣感油然而生。 
　　那时到部队检查，我并不是立即进行考核。毕竟我也清楚，部队的许多士兵没有接触过这些专业训练，很难让他们在短时间内独立掌握要领。这样的考核即使上报也只能是不及格。于是，我往往亲自对士兵们进行指导。一周、十天、半月，在训练中真正让他们掌握技巧，之后我再进行考核。如此，看着考核的成绩从不及格变成及格，从及格进步为良好，从良好跃至优秀。这样的成绩令我十分满足。我所任参谋一职就是为了帮助部队提高成绩，提高士兵的训练质量，提高部队战斗力。亲眼见到他们的蜕变是我最大的安慰，也是我最由衷的光荣。  
　　至此，我开始在我为之奉献一生的部队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
　　体坛军旅－－初次比赛立小功
　　在部队组织的“沈阳东北第一届运动会”中崭露头角，从此与体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军文艺、体育检阅大会上的经验教训，《体育教范》中的迅速成长，为我聚集了厚积薄发的资本。1958年的德国莱比锡运动场，军事夏季运动会上“军事三项”一举夺冠，我终于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冠军。这既是我为祖国母亲创造的骄傲，更是我展翅高飞，更创佳绩的新的指引！ 
　　驻守抚顺期间，我163师除承担看守解放团的任务，还负责修理抚顺至沈阳北陵的公路。 
　　这条公路原是日本统治时期，日本人修建的。重修时，我们一群农民出身的士兵，鲜有人接触过机械设备，只知一味地用镐、大锤夯砸，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修路。这就花费了自1949年8月至1950年1月间的近5个月时间。  
　　在修路的这段时间里，组织里也从中挑选了一些体质较好的士兵，抽派到抚顺市地方政府，组织进行“沈阳东北第一届运动会”的训练。当时，驻军位于何地，就将代表该地区出赛。在地方选拔中，我以抚顺代表的身份成为参赛运动员之一。  
　　在经过部队的初次运动员选拔之后，经过了一系列的训练和再筛选，我凭借自己的实力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并最终被派往参加400米障碍比赛。 
　　1950年，“沈阳东北第一届运动会”正式召开。比赛在沈阳市内召开，为期一周有余，分为预赛、复赛和决赛。 
　　从独立团到野战部队，从看守解放团到整修沈抚公路。在这许多经历和变迁中，我始终坚持锻炼自己的身体，也因此换来了强健的体魄。初次参赛，我在预赛和复赛中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冠军，一时间信心大增。  
　　决赛时，我依然正常发挥，稳稳地跑在最前端。而我所参加的400米障碍赛，不仅考验跑步的速度，而且要注意那赛道上的十余个障碍物，把握穿越障碍的技巧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比赛进程中，我一路“过关斩将”。前方有汽车阻拦，我远远望见时就思量最稳妥的翻越方式。及至面前时，我便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并且身体灵敏地爬上汽车，从另一端翻越过去。这就算是完成了一个障碍物的跨越。有时地面会铺着网，则需要我压低身体，匍匐前进。随之而来的是迎面一堵围墙，我继续一鼓作气翻跳过去……比赛中的障碍物多是对参赛者体能方面的训练。  
　　穿越这重重阻碍，我独占鳌头，自觉冠军已是我的囊中之物，故而稍有些大意。当时已是临近终点，我以为胜券在握之时，不自觉回头张望了一下。可不成想，两名选手紧随我之后。我这一时懈怠竟是给了他们机会，他们一鼓作气越我而过。我最终只能屈居第三。  
　　这第一次的比赛失误为我很好地上了一堂课，告诫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竭尽全力，贯穿始终，不要有丝毫的懈怠与大意！但总体来讲，我的首次出战为我抚顺地区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不仅让部队领导对我刮目相看，重视有加，日后也开始刻意栽培我，而且还为我自己谋得了部队生涯中的第一次小功。
　　刻苦训练再夺名次
　　1952年8月1日，解放军在北京先农坛举行解放军文艺、体育检阅大会，就是所谓的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这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大型运动会，在全军范围内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除12个军区以外，又加入了一支志愿军，共计13个单位在北京参赛。比赛时，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全部前来观赛，检验解放军文艺和体育方面的情况。  
　　当时建国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检验部队的素质情况很关键。这两年间，我们解放军经过多方训练，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有了显著提高，在全国各省市中亦是出类拔萃，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这次的运动会也可算是我们这两年间训练成果的汇报表演，向国家领导人展现我们军人的素质。为了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我们部队的质量，比赛的各个部门也是通力协作。文艺方面的比赛由政治部门主管，而体育方面的竞赛则是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配合处理。  
　　届时，我被收编入东北军区 ，代表其参加此次的全军文艺、体育检验大会。而为了对比赛进行更充分的准备，我在二七步校第二年的进修就已经很少参加了，转而将全部重心放在比赛的前期训练和准备上。 
　　在齐齐哈尔做赛前训练时，依然是苏联教官对我进行训练和指导。我们这些参赛队员即便是赛前训练也不得大意，每日训练之后都会进行一次考核。自考核成绩被记录在黑板上起，我的名字始终保持在第一名的位置上。那时，我心中憋着一股倔劲儿，从不肯服输，对待自己只能是更加严格地要求，始终追求精益求精。  
　　但是人总有失误，我偶尔也会在考核中未能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其他人在经历这一天的高强度训练后早已气喘吁吁，而我为了能够重新夺回我的第一名，一定会坚持再测一次，务必要跑出第一名的成绩。如若不然，我宁愿挨饿不吃饭也要一直坚持下去。往往到最后，我甚至连回宿舍爬楼梯的时候都要倚靠楼梯扶手的力量才能勉强维持体力。我就是这样，每天都坚持训练到筋疲力尽，有时甚至在早起跑步的时候，都会吐出血丝来，可我自己却从未想过放弃。  
　　这样的训练并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只是我自己内心的奋斗精神在驱使我不断努力。我始终相信，勤奋能够弥补任何不足。凡事不落人后，凡事必争第一，这是我的骄傲与坚持，我坚信我的付出足以令我收获这些。那段时间里，我甚至在夜间睡觉做梦时，都在思考如何能够在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有时梦里想到一套好的方法可以用某种技术动作提升我们的速度，我便会欣喜地把众人叫起来：“我找到爬板障的窍门了！”“什么窍门？你做梦！那能有什么窍门啊！”可待我真正将动作演示出来，众人也会恍然大悟，原来确实是会起作用的！这还曾被大家笑谈为怪事一桩，但其实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白日里时常思索这些方法，连晚上都不得放松休息，一颗心都扑在了比赛上。  
　　这段几近疯狂的机械训练时期，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在这其中挖掘了自己的潜力，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真正比赛时，我代表东北军区参加的200米障碍比赛，我军区和我同时参赛的还有金德臣和纪国权。这个项目其实是一组动作。在障碍场中要考验刺杀，如防左刺、防右刺、突刺等，还有射击、投弹。投弹又分为前后投弹和防模型投弹（即从三层楼般高的窗口投进去）。  
　　但天下没有万全的事情。虽然在平日的训练中我总是位居第一，可比赛时还是难免有意外发生。在投弹这一环节，本应我跑至左边就投向左边，我在右边就能投到右边，这两个步骤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轮到我投弹时，手榴弹并没有投到我这边来，而是投入了金德臣的范围。于是只能加罚5秒，因此，我最终以1秒之差位列亚军，屈居金德臣之后。若我当时能够放慢速度，力求稳妥，不要求功心切，那么这冠军必然非我莫属。这对我来说同样是次教训，督促我以后做事要快中有稳，不要因小失大。  
　　虽然失去冠军的荣誉让我颇有些失落，但是也总算没有花落别家。最终这场200米的障碍赛，我东北军区的三名参赛选手包揽了比赛前三名，并在此次运动会中取得了团体第一的好成绩。 
　　之后，为了记录我团冠军、个人第二名，以及平时训练时我所破记录等诸事件，我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与心得体会，是为我阶段性进步的记录之一。
　　《体育教范》一展英姿
　　第一届解放军运动会结束后，军委军训处的体育科曾组织翻拍苏联译本的《体育教令》，中国后改为《体育教范》。这是在1952年，二七步校那时，我国才开始引进的部队正规训练的指导教材。至比赛结束后，我国想要编制属于我们自己的指导规范。  
　　拍电影要寻找出镜的主角，由此选中了我。这还是军委亲自进行挑选的，各军区并没有这种权力。选中我的原因不仅在于我在比赛中获得了个人第二名的好成绩，更由于我平日里在部队中的影响力——我勤奋的学习态度、优异的学习成绩以及标准的技术动作等都令战友们对我崇敬有加。和我一同调来拍电影的还有团体冠军中各项目的前三名。我们都聚集在了军委军训处，等待拍摄电影。  
　　1953年初，电影正式开始拍摄，持续近一年时间。 
　　虽然我们这些人都已经是各个项目中的佼佼者，但若是作为规范性的指导蓝本，我们仍然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因此，我们也要抓紧时间训练，不断完善自己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有多苦多累，我都不曾抱怨，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而和我同批入选的这些演员最初有八十余人，后来逐步淘汰，只留下了三十余人。这三十多人被分为三个班，每班12人。最终，我们仅存下来的这些优秀士兵进行了电影的拍摄。
　　负责拍摄《体育教范》这部电影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任旭东。此人如今已经86岁高龄，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在逐步筛选演员的过程中，他也对我们有了一些了解。在我自己的努力下，我亦从最初的普通演员变成了后来的主要演员。
　　电影主要拍摄刺杀、投弹、障碍、游泳、早操等各种部队常见训练活动。刺杀包含苏刺、日刺、混合刺，每个动作的要领不尽相同。投弹针对普通的手榴弹和打坦克等专用的手雷，在方法上各有不同。障碍就是在运动过程中穿越障碍的活动。早操则考验士兵们早起集合等内容。此外还有游泳、举重等锻炼我们体质的运动。  
　　正式拍摄时，一般只有一个位于最前端的演员是主演。在拍摄过程中，此人会被记录到许多动作特写，众人的焦点全都集中在一起。而后面的三四个人则是陪衬，为了模拟出军队训练时的景象。因此，只有那些动作表现最为突出的人才会被选成主要演员。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比如说拍摄早操。我们出早操的时候动作既要快，又要做到有条不紊，这通过比较则可立现高低。一番对比下，剧组决定由我担任这项表演的主要演员。事情还远不止这些，除此之外，我还出演了体操、投弹、刺杀、游泳等项的主要演员。仅以投弹为例，我可以投掷到七八十米远，即便是如今，这也算得上是很优异的成绩呢！  
　　在拍摄过程中，我的镜头由少至多，由最初作为别人的陪衬至后来别人为我做陪衬。我的各项技能也在拍摄过程中不断成熟、进步。在最终的成片中，刺杀的韩桂山、投弹的韩桂山、游泳的韩桂山、早操的韩桂山……各种我的个人示范在电影中一一呈现，让我十分具有成就感。但这些都是凝结在我自己的刻苦训练当中的。  
　　训练时，我不是一味埋头苦练，更注重分析其中的技术理论，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再提高。原来只知道如何训练某个动作，但我在这次的集训中，亦认识到必须在充分理解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包括如何用力、如何省力、何处才是动作的精髓等。过去只顾埋头苦练，有时练到满头大汗都达不到标准。但在拍摄影片那次，我只要先行领悟了要领，一番摸索实践后，很快便可以达到标准要求。其实，那些所谓的“标准”只是一种表象反应，我们仅仅接受这种理论并不会有任何提高。它需要我们将其与实际操作联系在一起，灵动地吸收成为我们自己的技能。那时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对我的赞扬就是鼓励了我这种灵活高效的学习方法，我也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我的这种标杆作用使得我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大放异彩。影片中所摄各种重点拍摄镜头多是由我出演的动作要领。这些东西成片后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教范》，下发至各部队，令其按照影片进行教学和训练。  
　　再后来，这部《体育教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各方面的体育运动开始成立单项指导，这就是部队发展的体现，也是认识逐步提高的表现。而我自己亦如部队的进步一样，在我的人生路上阔步前行！
　　贺龙点将做准备
　　1957年，我来到东北通化 ，组建滑雪队，任训练科长兼滑雪队队长。这是我国解放军的第一支滑雪队。 
　　当时，国家连滑雪的器材都没有，还是我在全国各军的仓库中翻找，最终在沈阳军区北侧的仓库找到了以前日本人留下的白松滑雪板。全国范围内，除我总部所建滑雪队以外，还有其它三队——沈阳军区滑雪队、三十八军滑雪队和当地某部队组织的滑雪队，但是谁也比不上我领导的滑雪队的好配置！我就在东北热火朝天地训练这支滑雪队。
　　1958年，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开会研讨同年将在德国举行的军事夏季运动会中的具体规章制度以及日程安排。当时，我国由韩复东局长到苏联与会，并被选为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副主席。会议结束后，韩复东回国，向贺龙元帅汇报了会议精神，并重点传达了各国对于“军事三项”比赛的重视。  
　　所谓“军事三项”，并不是三项单一的项目比赛，而是一个综合的考量，包含了障碍、射击、投弹等全方面的测试。这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士兵的水平和质素，进而判断出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因此，这项比赛引起了各个参赛国家的高度重视。苏联甚至还派遣出了三名校官，誓要问鼎此项目的冠军。  
　　贺龙元帅听后非常感兴趣，也对比赛十分关注：“苏联这三个人要拿这个冠军，我们中国军队有没有这样的人才能拿冠军呢？” 
　　韩复东认识我，也对我过往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绩有一定的了解，遂向贺龙元帅推荐：“有！我们中国军队也有这么一个人。他叫韩桂山，是我手下的一个参谋，现在滑雪队当队长。过去考察通过障碍的动作时，这个人拿着枪都比我们部队那些战士徒手跑得快。这人参加比赛的话，没准是一匹黑马，能够拿冠军，为咱们军队、为咱们国家争光！”  
　　贺龙一听，这太好了！立即做出决定：“那就要韩桂山参加。他不仅要参加比赛，还要当领队，当教练！” 
　　那时，我们有几百人聚集在北京进行全面训练，最后挑选了60人代表国家来参加比赛。当时贺龙元帅还有指示：“除了韩桂山以外，我们全军有多少像韩桂山这样的人，都给我找来！”韩复东也犯难：“这样的人，现在还真找不到。”这并不是说全军没有其他人才可以超越我，但是能够给领导们留下如此强烈印象，并且有真才实学的人选确实只有我一人。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我平日的工作状态。  
　　如此重要的国际比赛，时间又很紧凑，只有几个月的训练时间，领导不可能选择那些没有基础的人。这时，我们的思想、作风、技术都在受考察之列。而我基于平日勤学苦练、进取、忠诚的一贯作风，使得领导对我印象很深刻。更有我曾经在部队各项比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作为基础保障，我便是参加比赛运动员的不二之选。  
　　选定我作为参赛队员之后，领导也特意找我谈话。得知自己将要身兼三职，我立感身上责任重大——我本是一个穷小子出身，难得遇到这样一个出国的机会，而我又有些技术，能够为国家争取荣誉。我绝不应该辜负国家对我的信任，一定要为国争光！这种强烈的爱国、爱军队的思想冲击着我，我对我们的祖国产生了更为亲密的归属感。  
　　此外，我们这些运动员不仅要为祖国争取荣誉，还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增加士气。当时在东德举办的社会主义阵营友军运动会其实包含了两大国际阵营。其一是以苏联为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再有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西方国家阵营中也有一个和我们“军事三项”相似的科目“军事五项”。这两项比赛都是反映部队战斗素质的，可比性比较高。针对这些科目，两大阵营的国家已有些暗中较劲的意味。所以，我们那时不仅要在比赛中以中国人的身份打败其它国家的士兵，还要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添砖加瓦。  
　　1958年3月成立集训队，我们在北京先农坛，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封闭式集中训练。吃喝住训都在里面，平日里不许外出，也没有假期，如此坚持了三四个月。在此期间，我们这些自500万将士中挑选出的60人又进行了任务分配，找到了各自最擅长的项目进行赛前准备。而我作为教练和领队，也要对其他队员的训练负责。
　　我是艺高人胆大，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敢于训练，敢于创新。比如和我一同参赛的田径选手陈有才，他参加的是1000米障碍比赛。他原是我们运动队的队员，组织他们训练的时候我也会从旁提出些建议。打篮球我可能不擅长，但是我动作标准。于是，我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给予其他队员最大的帮助。此外，除了我们这些本身就是解放军的，也有为了能够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而特意从其他行业调派过来的。那时负责代表我国参赛的游泳选手穆祥雄，即是天津专业队的运动员，顶替了原来部队中的一个干部。  
　　紧张的赛前准备一直在进行。是年7月，我们代表中国参赛队踏入了德国莱比锡的体育场，准备迎接这场辉煌的“战斗”！
　　一路见闻立鸿志
　　1958年7月，我们提前一月乘飞机前往莫斯科。 
　　当时的飞机很小，载客量也比如今要少许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共一百五十余人，分三批乘机。那时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的伊尔-18，螺旋桨式的飞机，只能乘坐三四十人。领导认为伊尔-18飞机更为安全些，就由我们团部一行人乘坐。其他人员则乘坐另一个班次的图104喷气式飞机前往莫斯科。  
　　第一次坐飞机，我们一行人倍感新鲜，看到任何事物都感到好奇。但也是没有经验，不知道在飞机上要咽些唾沫，或是吃块糖来缓解高空气压带来的不适，所以在飞机正式起飞后，大家各种晕机症状就都显现了出来，又是恶心又是呕吐的。可相比较于初次乘坐飞机的兴奋感，这些又仿佛算不得什么了。我身为领队，也要在这过程中负责照看好每一名队员。毕竟和我同行的团部队员是我们此次参赛选手中最为优秀的一批，是最有可能夺冠的。我有责任照顾好他们中的每一人。  
　　因为伊尔-18飞机航程很短，不能直接抵达莫斯科。我们只能先飞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油后再飞至莫斯科。第一站，我们在乌兰巴托 休息了一晚。继续起飞后，我们途径伊尔库兹克 ，终于抵达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后，苏联友军组织我们参观了当地的名胜——红场 、斯大林陵墓等。我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描述我所见到的列宁和斯大林。能够见到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这是对我的一种鼓舞。此外，苏联物质充裕的生活景象，高耸矗立的高楼大厦，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两相对比，当时我们的长安街两旁则全是平房，其中又以四合院居多。苏联那样的高楼大厦看起来十分气派，令人向往。我那时心里也找到了新的目标。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建设下，终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会出现如此繁华景象。  
　　两天之后，我们在晚上乘坐火车，经由波兰到达德国柏林。到达波兰时，波兰国防部的领导还曾到火车站欢送我们。 
　　乘坐火车的时间我也没有浪费。由于我既是队长又是教练，不能放任大家在火车上靠睡觉消磨时间。于是，我积极组织队员们进行锻炼。每到一站停车休息时，我们都一起活动身体，做做体操。这期间，我也注意到了队员们的安全问题。锻炼时从来都是集体活动，不会出现落单的情况。这在锻炼身体、稳定状态的同时，也很好地保障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到达柏林大约是早晨五六点钟，天刚蒙蒙亮。那时的柏林还被一堵墙一分为二——东西柏林分属两个国家——民主德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我们同时抵达的还有朝鲜的百余人队伍，民主德国的国防部在那里设宴接待我们。早饭过后，我们自东柏林乘车路过捷克斯洛伐克 。  
　　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很富裕的国家。他们的公路修建得甚至可以起降飞机，很宽敞。当时亲眼见到这样一个国家，我不禁发出感慨——这是多么先进、多么机械化的一个国家啊！但这些，都是新近崛起的我们的祖国所没有的。面对这些事物，我一方面有对他们的崇拜之情，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舞和激励。但更主要的是：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定会后来者居上，总有一天可以赶超他们！我们的目标不是苏联，我们应将超越美帝国主义作为目标而奋斗。 
　　在柏林用过早餐之后，我团和朝鲜代表团一同乘坐大轿车前往卡尔马克思城 。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到达该地。卡尔马克思城是马克思出生的地方，那里还有此次比赛的训练场地。当地政府派遣士兵前来接待我们，歇息在他们部队中的一所炮兵学校，住地类似于军队的营房。那里也有新鲜事物——营房的门是电动门。只有房间里通电，门才可以打开。里面驻守的人透过玻璃，立即可以分辨出来人是否被允许进入。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够进去。这同样是我们国家没有的。  
　　到达卡尔马克思城，我们依旧受邀参观。有些可以避免的参观访问我就没有出席，但若是晚间召开的招待会，我便推辞不得了。有时卡尔马克思城的政府举办个招待会，有时体育器材工厂再准备个招待会，这些是礼仪方面的讲究。由于语言不通，出席这些活动时，我身边还伴有翻译。当地的一些老共产党员也都出席，表达对我们的欢迎之情。另外，我们还互换礼物，以示友好。
　　我总认为，通过参加此次国际比赛，我得以提早感受外国的事物，这对我是一种教育，更是一种启发。它使我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更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为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些工作、做些贡献。“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于我来说，回报祖国最好的方式就是刻苦训练，好好工作，忠于党和人民。深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奋斗精神的影响，我也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钢铁般的人物，为我们祖国的建设鞠躬尽瘁。我那时就是一心报国，我告诫自己要对得起党和人民，要回馈给予我成长的国家和军队。而我能为军队所做出的贡献，便是我最大的光荣！
　　埋头苦练誓夺冠
　　就当时的社会现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都是亚欧大陆的，这些国家经过各种战乱和天灾人祸的洗礼，早已千疮百孔。仅以我国为例，虽然新中国成立近十年，我国又是地大物博，但是战争所带来的贫穷与落后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  
　　在比赛期间，参赛人员提前一个月到德国去进行友好访问，宣传我们军人的身体素质和战斗力。这是一种阵营间的对抗。民主德国是友好国家，作为比赛的东道主，他们为我们创造了一些训练的条件，也会组织我们去参观访问。  
　　记得那时包场参观时，到场人员每人都会收到发下来的笔、本和包。这样一来，运动员则会因为四处参观而忽视了竞技方面的训练，这其实是一种物质方面的引诱。我深知自己此行的目的，也把夺得冠军作为我行动的目标。因此，对于这类的邀请我一概拒绝，同时也督促其他优秀的运动员积极投身到训练中来。  
　　没有其他人的打扰，我对于比赛项目的把握更是日臻佳境。此外，考虑到我的人身安全，始终有一名联络官陪同我训练。在那一月间，我从未参加过那些参观活动。物质上的东西确实很诱人，但我可以控制住自己，并始终告诫自己要坚持训练、要为国家争光，不能被眼前的蝇头小利所吸引。
　　比赛正式开始后，我除了军事三项以外，还有一项铅球比赛。为了避免有些国家挑选专业运动员，所以铅球比赛的参赛选手必须由出战其他项目的选手兼任。由于我曾经稍稍涉猎田径运动，遂成为了出战铅球比赛8名队员中的一人。  
　　虽然铅球比赛我的表现并不太好，毕竟我没有真正进行过有关方面的技术训练，但我知道蒙古和一些欧洲国家实力亦并不强悍，我们不会因此产生过于悬殊的比赛差距。这我已经很满足了。 
　　而不幸的是，天公不作美，铅球比赛的那些天，阴雨连绵，天气忽冷忽热。我在那种情况下坚持比赛，终于还是病倒了。这对我之后的比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我心中，我始终坚信自己的辛苦付出会有所回报，我也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带病坚持得第一
　　参加军事三项比赛的共有12个国家，每队60人，如此庞大的比赛阵容，使得这场比赛将分为5天，持续进行。 
　　比赛的前一天，我终于还是受到了铅球比赛时的天气影响，导致高烧39.6℃，持续不退。医生表态，声称我若拖着这般孱弱的身体去参加军事三项如此激烈的比赛，会有生命危险。以一名医生的身份来讲，他希望我放弃比赛。我一听就不高兴了。作为一名参赛选手，我辛辛苦苦地挨过艰苦的封闭训练，不远万里来到德国进行比赛。我放弃了参观访问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训练中。冠军是我唯一的目标，我誓要为我的祖国争光添彩。为此，我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参加比赛。至今我犹记得自己对医生的慷慨陈词：“你把担架抬到终点。我就是只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终点！我绝不会给中国人、给中国军队丢脸！”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感动落泪。  
　　1958年9月25日，军事三项之200米障碍赛 
　　尽管我依然高烧不退，但我坚持要参加比赛。来到正式比赛的场地，那恢宏的场面令我震撼。通过如今保留下来的影片，人们可以推断出当时热烈的气氛。偌大的比赛场地，摆放着各种比赛器械，工作人员忙碌穿梭，运动员们积极准备。更有那座无虚席的观众席上热情四溢的观众们，看到表现出色的运动员，他们都会给予热烈的掌声和如潮水般的欢呼声。这些对我是一种激发和鼓舞，更加坚定了我出赛并夺冠的信念。  
　　比赛正式开始，我拼命飞奔出去。因为不佳的身体状况，我在比赛时便要花费比平时更多的力气，才能维持较好的比赛成绩。但或许是受到当时热烈气氛的感染，也或者是我心无旁骛的比赛态度让我一时忘却了身体的不适，自起跑令发出以后，我始终是一马当先。而后更是越跑越兴奋，越跑越超前。身体中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我仿佛是一辆加满汽油的汽车，“腾腾腾”地径直冲向终点。  
　　在场众人虽为我坚强的意志所感动，但并不曾想到，我竟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一举夺冠。我谨记以前比赛失误的教训，始终不曾放松懈怠，一鼓作气奔向终点。当我翻越第三道高墙之时，我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苏联的三名校官才刚刚钻出铁丝网。最终，我以领先第二名20秒的绝对优势完美赢得比赛。  
　　比赛时我抽中的是第一赛道，比赛结束我又夺得了第一名，我深感自己幸运万分。病痛中的身体不仅没有消磨掉我比赛的意志，反而给予了我更为辉煌的成功！面对第一名的荣誉，我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周围观众给予的热烈掌声不绝于耳。在比赛前一个月陪同我训练的联络官向我握手表示祝贺，周围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们也都激动地和我拥抱表示祝贺。胜利的喜悦冲散了我的病痛，我自觉高烧退了，感冒也好了，只剩下全身心满满的激动与喜悦。  
　　而我作为我国此次参赛的“一号种子选手”，随同代表团一同出国报道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亦将我的光辉瞬间记录了下来，新华社也发稿祝贺。
　　1958年9月26日，军事三项之投弹比赛 
　　障碍赛胜利的喜悦消退后，重病中的身体再次显现出欠缺。第二日的投弹比赛，我依旧是摇摇晃晃地到达比赛现场。但是有了昨日的惊喜，这一次我更显淡定，没有什么困难是我无法逾越的。
　　投弹比赛是在距离参赛选手35米以外的地方设置两个同心圆做靶子，外圆直径2米，内圆直径1米，且内圆中心竖有一面小红旗。比赛成绩是以投出的手榴弹位置作为评分标准——距离红旗越近，得分越高。 
　　调整好状态，我开始了第一次投弹。但当看到结果显示只投在了外圈时，我心下一惊，莫不是要再重复我在投弹上的失误了（此处指文艺、体育检阅大会时，我因投弹失误被罚扣时间而屈居第二的经历）？但我很快收敛心神，重新整理自己的情绪，不再去思考已经造成的偏差，而是专心应对下一轮的投弹。  
　　我专心致志地进行瞄准，又仔细控制自己投弹的方向和力度，信心满怀地投出了第二弹。 
　　“好！”打中红旗了，满分！ 
　　“好！”又打中红旗了，满分！ 
　　观众的叫好声经耳不绝，这一次次的欢呼是我优异成绩的最好证明。我终于以出色的表现完成了第二项投弹比赛。 
　　1958年9月27日，军事三项之射击比赛 
　　射击并不是我的强项，但是通过平日的刻苦训练，我也尽力弥补自己此方面的不足。而有了前两项比赛为我所创造出的优势，射击比赛，我的压力也小了许多，只是告诫自己要全力而为。 
　　射击比赛我最终取得了89环的成绩，分数并不很高。但好在并不只有我一人不擅长这项，因此也并未和其他选手产生很大的分数悬殊。我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比赛全部结束，总分加权之后，我以1638.5分的总成绩位列第一，为我国夺得了第一个国际军体比赛的冠军！
　　宣布冠军得主时，我心里就像炸开了锅一般，激动、欣喜、骄傲，真可谓是百感交集，难以名状。莱比锡运动场上，十万观众为我欢呼雀跃。我在万众瞩目下应声走上了领奖台。
　　友军体委主席苏联日阿洛夫为我挂上了金光闪闪的冠军金牌，德国国防部部长为我颁发奖状。韩复东体委副主席走上前来，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赞扬：“好小子！”热情的德国姑娘跑上前来向我献花……我能够感受到整个会场上弥漫着的欢愉气氛。这是中国军人的英姿，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当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莱比锡运动场上徐徐响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伟大的祖国必将雄起世界！
　　受奖听封心欢喜
　　比赛结束后，有记者对我进行专访，询问我对此次夺冠的想法。我说：“党和人民交会我这个技术动作，让我学习这些动作，就是要让我们敢于打败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桎梏。我们的国家就是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抗衡……”我自觉这番话讲得很好。之前稳定我国内部局势，后来又是抗美援朝，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和美国野心狼做斗争。我以后还要继续将这些本领传授给更多的中国战士，让我们一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土！
　　回国后的第二天，我以积极分子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与会时，我受到了总理周恩来、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元帅贺龙的亲自接见。在中南海与会时，我还见到了彭德怀元帅，他在会议上指明：“同志们，韩桂山能够在这次比赛中，在这么一个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能够拿冠军，为咱们国家争光！我们要向他学习，我也号召全军都要向韩桂山学习！”我当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第一排，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胡耀邦也夸奖我：“你这个小伙子了不起啊，为咱们国家、为军队争了光。”
　　那一次比赛，我先是由贺龙元帅亲自点将，后又有彭德怀元帅和胡耀邦团中央书记的表扬，更是成为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还在与会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而我之前多次申请的入党问题，也在此次得到了解决——我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时间，周围的领导、同事、群众对我的看法都大不相同。  
　　这一次的比赛夺冠，不仅为我收获了冠军的美誉，技术得以提升，而且还为我赢得了更多人的肯定，甚至还有两位姑娘因为我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而心仪于我。 
　　有一个姑娘是德国人，她的父亲是位共产党员，后来被德国法西斯杀害，所以她对共产党人感到十分亲切。她本身也没有什么亲人，甚至愿意跟随我到中国来。但我那时已经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遂拒绝了她。临行前，那姑娘还泪眼婆娑地对我说：“我好好工作，努力攒钱。等我攒够钱，我就去中国找你！”还有一个是苏联的姑娘，在这之前，我们甚至不曾谋面。回国时，我们乘火车从德国转至波兰，再到莫斯科，住在“苏联红军俱乐部”。当晚召开庆祝会，苏联方面对我们此行的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苏联姑娘即在这时见到了我，并对我一见倾心。后来听说我们隔天会到迪纳摩运动场参观，她便早早地在那里等候，并对我表白。我不懂俄语，还是翻译官对我转述她的话，我才知道她竟也愿意和我一同回中国。同样被我以已有家室的缘由拒绝了。这两个故事后来还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也算是我人生的小插曲了。
　　部队生涯大放异彩－－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进修
　　从东北军区排级见习参谋到解放军总部参谋，从任教三军到七机部军代表，一举成名，深受信任，我被委以重任组建射击队。步步学习，稳健成长。部队中的大放异彩，是我辛勤汗水浇灌下成熟的果实！
　　1954年，电影《军事教范》拍摄完毕，我重新回到东北军区任见习参谋。但没过多久，我被保送到了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 
　　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是那时刚刚组建的新学校，正在进行招生。我虽然在比赛中取得过优异的名次，又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我文化方面尚显欠缺，由技术到专业理论的发展仍显不足。我的上级领导考虑到这些，认为我要更好地承担参谋一职的工作责任，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硬件条件——要做到理论、技术两手抓。为此，部队特意保送我去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进修学习。
　　学校的日常学习生活是很紧凑的。两年间，除了每周仅有的周日可以休息，其它时间我都是在各种训练中摸爬滚打。运动学、解剖学、生理学等这些以前从未接触到的知识，至此都是我要学习的内容。那时甚至忙碌到，课间休息也只有几分钟。体操课上穿着体操服，下课后飞速换成障碍服，接着训练爬障碍。障碍课结束后又要急忙换下衣服，继续学理论。那军装上时刻弥散着汗酸味，但我们也没有时间清洗。每周只能清洗一次，衣服上都留下了汗斑。  
　　虽说来到学校主要针对技术理论的再提高进行学习，但同时，我们也要好好学习吃苦受累的精神。我坚信，一个人若是不肯吃苦，没有进取的思想，只是抱着“别人怎么练我就怎么练”这种被动思想，是绝对不可能有所成就的！玉不琢不成器。我对自己严格要求——誓要把自己雕琢成精美的“玉器”，好上加好！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比较自信——我始终能够找到自己人生中更高的目标，永不满足于停留现状。这样的人生态度才能督促我不断提高，活到老，学到老。  
　　我这样的性格也使得我在人生求索的过程中，不断接触了解新鲜事物，收获更丰富的知识。军事学校时，我接触到了以前从未涉及的运动生理领域。我犹记得，讲课的谢长鹏老师在课上对我们说：“抽烟不好，烟里面有尼古丁！”他还负责教授我们解剖学，许多人上这课时都很惶恐，只有我无所畏惧。我对解剖这门课很好奇，课上的任何新奇事物我都乐于尝试。人体的206块骨头，肌肉、关节、韧带，这方面的知识我都想要多了解一些，亲手抚摸，体会一番。那段时期内，老师将这些知识都灌输进我的大脑，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学识。  
　　我在部队中最初只是普通的学员。每日既要练习各种体育项目，如体操、撑杆跳、跳高、跳远等，还要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如身体解剖学、运动医学、营养学等。这一学就是两年的时间。我也算是个幸运儿。由于我勤学苦练，掌握技术的情况既快又标准，很得领导信任。因此，我成为了众人学习技术的标兵。后来更是担任副排长的职位，指导管下士兵进行训练。成为副排长后，我不仅要保持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还要带领队伍，和我的战友们共同进步。  
　　其实，就日常的学习来说，我并没有比其他战友花费更多的时间。相反地，由于我还要指导他们的训练，我自己的练习时间倒相对要少些，但是我的各项考核仍然全部保持在5分。这大概就是我训练时更为专注用心的缘故吧！我对自己的训练有着明确的目标，何时应该达到何种程度，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遇到困难就要刻苦钻研，认真领会其中的精髓，直到找出解决的办法。因此，我总是能够为自己找到最好的出路，最终在各项考核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而这也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我出色的表现总会受到部队领导的肯定、周围同学的钦佩，我会发自内心地产生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指引我以更高昂的气势去面对我今后的学习。周而复始，我便一直处在一种积极向上的环境中不断进步。
　　学校学习期间，我们经常会迎来外宾和中央军委等领导的检查和参观。每次有这样的活动时，我都是表演项目的不二人选。这是对我成绩和努力的一种肯定。每每这时，我的荣誉感都会油然而生。整个体育学院共有六个连队，千余名学生，我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十分令人骄傲。加之我面对的又是各国国防部长等重量级外宾，以及我们国家的军委领导、国防部长、参谋长等各层高级领导。能为他们表演，我自己便会产生一种心态上的变化。这种愉悦的心情不只推动我继续发奋努力，更为我带来了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我始终相信，付出就会有回报。我的辛苦付出，为我换来的是人格的升华、人生的进步！  
　　在广州体育学院学习期间，我始终都是优等生。年终考核共计180项，分为80门进行考核。我样样都是5分，都是优秀，全部以最优异的成绩完成任务。我以最完美的结果为自己在军校两年的学习画上了句点。
　　难忘的体院老师和同学
　　体院的学习，记录着我又一次的成长。在这段时间内，也有几位老师和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或曾给予我深远的影响，指导我前进；或是和我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亦互相勉励。 
　　提起教导我的老师，有几位是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教我们刺杀的苏呈祥老师是回族，个子不高，大概165厘米，如今已经去世。他的日刺和苏刺（刺杀的两种不同方式）都很好，我特别崇拜他。刺杀主要讲究的是对刺，即对刺双方带上护具保护周身，真枪实战。这是我过去从没有接触过的全新领域，老师生动震撼的教学使我对这个项目兴趣大增，同时也更加崇拜老师。他给予了我很多指点。还有一位张景扬老师，大约180厘米的高个子，和苏呈祥老师一高一低。张景扬可谓是我学习上的标杆。此外还有体操老师温国辉。他在单杠、双杠、吊环等多个体育项目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对我日后在体操方面的训练提供了很重要的启示。
　　那时，学校中也有一些和我比较要好的学生，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 
　　和我最要好的是杨福海。他现在是总参谋部军训部的副部长，少将级别。体育学院真正优秀的优等生就是我们两人，他当时也和我一样，担任副排长的职位。他在众考试中也只有一门考试是4分，其它全部为满分5分。虽然在成绩上略逊于我，但杨福海是我在训练、技术反应等方面学习的榜样。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了不少知识。后来我调到总部工作。他由于“出身不好”，只能留在北京军区。当时“唯成分论”依然盛行，我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就在入党上给予他帮助，积极为他呼吁，终于促使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之后，我成立了五项队，遂邀他来我麾下任教员。以后一同在部队里出任参谋，一同出国学习，并肩作战。  
　　杨福海这人真是不错，在思想品德、行事作风、技术理论等方面都很优秀。而且他文化程度比我高，是高中毕业。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平时有事他也对我很是照顾。他现任国际军旅协会副主席，仍常有出国任务。出国在外，他的工资都是领双份的。但他从来不管账，工资交由我保管。平日里凡我买东西都是购买双份，彼此关系十分亲密。  
　　除了杨福海，古耀君和宋朝良也都和我关系不错。古耀君是我排队员，他的出身成分高。古的父亲是北京蟾宫电影院的经理，他家算是资本家。古耀君本身也是个知识分子、高中生，有些学问。过去在家娇生惯养，但是来到部队里却是个肯吃苦耐劳的人。这人本质还是好的，后来被分配到北京军区的基层出任体育主任一职。还有宋朝良。宋朝良学习不是很好，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比较慢。这人后来直接调到了北京军区射击队出任队长，如今在总政治部职工部担任副部长，少将级别。  
　　我们这些人的关系都还比较好，如今也多有联系。这都是在广州军事学校时结下的不解之缘。
　　至总部，任参谋
　　在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学习两年，我本应回到原来的东北军区，即如今的沈阳军区。与此同时，学校也挽留我，希望我可以留校出任教员。但由于我曾经在拍摄《体育教范》这部示范电影时有过出色的表现，故而总部也要求我前去任职。三个单位同时发出邀请，我一时间受宠若惊。但最终还是总部的权力比较大，奉总部李志民处长的命令，我终调任至总部工作。  
　　1956年2月，我最终接到了任命书，由广州分配到了总部，在训练总监部 的体育局任参谋。当时，训练总监部的部长是刘伯承。但因其身体欠佳，常年住院，就由副部长叶剑英主事，下有萧克任部长。 
　　担任刘伯承和叶剑英下属的参谋，我仍然主要负责体育。原来在东北，我负责的是六个军，如今一下变成了二十几个。原来沈阳军区只是十二军区之一，但到总部就一下要负责全国十二个军区。这其中的差别是巨大的。曾经，我从二七步校破格提升到军区任参谋，自以为境遇已经很好。至此，我在体院毕业后又因优等生的身份被调至总部，管理全国十二大军区，总算是开了眼界！而且，能够在举国闻名的刘伯承和叶剑英元帅手下工作，我的心态也自然不同。
　　受到多方领导的关注，我自然不愿意辜负众人对我的期望，工作起来更是兢兢业业。来到总部体育训练局任参谋，我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仍是文化水平的欠缺——写作方面我始终难以得心应手。但一个部门有数十个人通力合作，我也能尽量避免自己的短处。并且因为我技术动作好、示范标准，我更是找到了自己独特的长处。虽然我在最终撰写上存在欠缺，但我可以对其他人逐一阐述，再由其他人进行归纳总结。我的好友杨福海就可以处理总结的书写问题。在我们这多方面的配合下，整理出的材料也更加准确、全面，具有说服力。  
　　由于管理级别的不同，我在总部检查工作时也和从前略有不同。过去在沈阳军区检查的是军，而到总部后，我检查的是各个军区。一个军区大约又包含着数十个军。检查时，会由各军区军训部门的某位领导向我们汇报情况。但是仅是书面汇报还不成，我们依然要对部队进行实际考察。此外，我们每年还会有一次机会去校阅部队。萧克时为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每年年终校阅时，他都会带领四五十人，司政后 都有，去检查部队。  
　　检查部队时，我依然保持着原来任参谋时的传统。来到部队并不立即进行检查，而是先行组织帮忙训练。我将自己的这种方法推而广之，在整个部队中宣传应用。有些军队如郭庆领导的41军，能够在训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但有些则不然，通过我们的帮助和指导，这些部队可以提高其自身水平。这于我是一件十分有成就感的事情，于部队的领导和战士也是一种荣誉，两全其美，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总是思考，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影响力、号召力，这些能够在训练时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就更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力量，向大众传播这种精神、推广这种经验，号召全军同志向其学习。在此大氛围环境的带动下，总会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典型示范。我们在部队训练时亦应该抓典型、树典型，以点带面。  
　　在总部工作时，我一直秉承着这样的工作态度，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成绩也被领导们看在眼里，这使得他们对我越来越器重。当时南京有个“硬骨头六连”，这支队伍十分优秀，上级领导对他们十分重视。我人本来还在广州出差，被叶剑英元帅命人一个电话给催了回来：“打电话给韩桂山。让他到‘硬骨头六连’来，帮这帮人搞搞训练！”从最初对于普通训练的指导，到后来对于英雄模范部队的指导，这无一不在述说着我的成长！
　　我印象中的领导
　　我实际的领导刘伯承部长，自我来到总部出任参谋一职时，就已在301医院住院休养。我也因此从未和他谋面。 
　　真正指挥我工作的是叶剑英副部长。记得那时，全军每年都会有一次训练会。会上总结一下当年表现，制定来年训练方案，针对每一个科目的训练制定出具体的安排。这种全军训练会都是由最高领导机关来组织。那时得以了解到叶剑英元帅利落干练的处事方法，这就让我对他心生敬佩之意，并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叶剑英元帅是个全才，在战术、体育、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独在体育这一方面提出一条：“一个人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有万丈深渊，也是奄奄一息。”他这就是在号召全军，要注重身体健康，加强体育训练。这句话是我深深牢记着的。2009年，我和叶剑英之女一同参加一个论坛会，我在会上发言时还提及此话。就叶剑英元帅所给予我的教育，我认为这是最为深刻的。这话听似简单，但其实一语中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失去了健康的身体，那么任何计划都是枉然。我也因为受到此语的警示，此后愈发注重在部队中进行体育宣传，希望可以借我的微薄之力，帮助部队提高战斗力。过去毛主席曾经讲过“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而我们部队的主题则是“开展体育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提高部队战斗素质”。这都与叶剑英元帅的指示分不开。 
　　叶剑英元帅不仅在工作中教导我，更在生活中帮助过我。“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声称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将我关入了牛棚，最终是叶剑英元帅解救了我。他的大恩大德，我始终铭记在心。  
　　除了刘叶两位元帅，萧克也是我的领导。萧克代表考察团团长，他时常带领苏联专家顾问，以及我们这些各总部的司政后去部队进行考核。虽然我每年都会随同萧克一起去各军区检查部队训练情况，但平日里也没有时常接触。毕竟，我的直属上级还是我部门的局长。  
　　但是在总部那种对各方面要求更高的环境里，我仍然感觉自己在思想、品德、作风等各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追求，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当初和我一同自体育学校毕业的同学，也有一些被调来了总部工作。可随着时间的磨砺，许多人都经受不住考验，不能完成总部机关对每个人的要求，有的转业，有的下放，有的就只能送到了部队里去。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和困难，我一直都坚持了下来。而回报我的，是我无愧于自己的工作成绩，以及那许多从领导、同事、总部所处理的各种事件中所吸收到的经验和成长的指引！
　　任教三军
　　1954年，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等国来到我国，值此之际，我为这三个国家训练军队。而后的1961年至1963年间，我再次负责训练他们的军队。 
　　在当时，这些国家多是在中国或外国主办的各种比赛上见识到了中国军人的战斗力和综合素质，萌生了让我们为他们训练部队的想法。因为我国与这些友好邻邦关系融洽，也便没有多做推辞。但我所面对的训练与那些由各方专家组成小组再带队训练还不尽相同，因为我就是一个人负责对于各部队的训练。自1958年，我夺得了军事运动会中“军事三项”的冠军之后，我在部队中的威望也是水涨船高。这好名声也传到了其它各国军队将领的耳朵里，自然对我多有佩服，希望自己的部队能够得到我的指点。 
　　教导这些外国军队时，我也感受到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民族精神。比如阿尔巴尼亚的军队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松散。在我传授他们技巧的时候，那些战士只是象征性地应付两下，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在敷衍，内心中并没有存在为国家、为军队争光添彩的思想。而朝鲜的士兵则很能吃苦，训练时十分刻苦。他们牢记着我所讲过的每一个要点，即使不能立即掌握，他们也会坚持反复训练，直到真正领悟要意。这种滴水穿石、铁杵成针的精神很令人佩服。在那里，他们的士兵都不愿意让我离开，希望能够从我的指导中获得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好的技术。但朝鲜士兵虽然刻苦、踏实，水平却参差不齐——有人在这方面突出，有人在那方面突出。而事实上，比赛和战斗一样，都需要团队配合的竞技。他们这样的状况必然不尽如人意。而我们中国则不然，我们确保了全面提高。在此前提下，才得以取得最终胜利。我自己亦如此。我本身并未在某一个项目上无人可比，可是我能将每项的成绩都保持在一个高于大多数人的水平上，这就形成了我独特的竞争优势，也使得我最后得以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在训练时，我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但不可否认，即使我全部传授给他人，那些人也不一定会；即使会了，也不一定能够掌握动作要领。这其间需要的是一个训练和练习的过程。 
　　我的教导于那些部队的士兵就好似那层捅破的窗户纸——本身并不神秘，也没有多艰难，只要有人用手指沾些唾沫，就可以捅破。这些训练技巧亦如此。技能本身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奥秘，只是需要人们在掌握动作要领之后反复训练，熟能生巧，自然有所提高。这恰如卖油翁沥油，自钱孔入，而钱不湿，不过“唯手熟尔”！我的传授只能尽可能地让大家少走弯路，但是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成果的收获都是与自己的付出成正比的。
　　七机部任军代表
　　1966年8月15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以上干部。会议结束后，组织决定让我去七机部（全称“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今航天局前身）任军代表。 
　　当时全国各个单位都是实行“三组一室”的组织框架——生产组、政工组、行政组，以及办公室。生产组相当于如今的总参谋部，政工组类似于总政治部，而行政组则形如总后勤部。至于办公室，是类似于军委办公厅的组织。我出任军代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解决后方问题——若是有群众造反，不听指挥，我要负责管理。我需要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带领他们“抓革命，促生产”。  
　　总部各部门先后派遣过几个人员前来“支左”，但都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在行为、思想上存有倾向性。七机部存在两派人员——“九一五”和“九一六”。“九一五”是“保皇派”，这些人对原来的好领导和好党员表示支持。而“九一六”是“造反派”，他们认为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错误道路的，是要坚决打倒的。这两派人员常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时常打得掀翻了房顶，十分不好掌控。  
　　面对这些人，我有我的处置方法。我并不像过往任命者那样带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去处理这些问题，而是保持一种公平、公正、不偏袒的心态去和他们沟通、交往。我在两派中间和稀泥：“同志们，你们两派全是革命群众的组织。两派都有各自的优点，也都有贡献，但是你们也都有缺点。所谓的缺点就是，你们都是亲兄弟。一家子兄弟两个、姊妹两个——有一个‘九一五’，有一个‘九一六’。你们自己家要打仗，这是要干什么呢？”其实这本是很浅显的道理——我们同是社会主义社会下的阶级兄弟，应该要团结起来搞革命，而不是互相制约起内讧。  
　　过往的那些继任者受到个人主观判断的影响，凭借自己的意愿而保一派打一派，这才使得两方的斗争愈发激烈。我独辟蹊径，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争端，团结两派人员。我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抓革命、促生产”上，而不是一味纠正这两派的观点。按照规定，晚上加班工作时只能吃一顿饭，大约一两角钱。我任职期间将此待遇改成两餐——晚饭时一餐，深夜11点半再吃一顿夜宵，真正考虑到工作人员的需要。七机部的那些员工们都对我很敬佩：“这个韩代表真了不起啊！”这样的夸赞是我最常听到的评价。  
　　直到现在，原来七机部的那些领导也没有忘了我，还经常打电话来请我吃饭。以前工作的那些小孩，如今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早已成就了自己的家，可见到我，还是“韩代表”、“韩组长”这样亲切地称呼我。  
　　我在七机部工作到1973年。之后，我又组织队伍到基地从事导弹组装。东风－5 是我国最早投入研究的导弹，我那时也参与其中，负责组装它。就东风－5的焊接问题，我们每两周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向有关方面的国家领导人进行汇报。汇报时聚集了各类专家、教授，而我作为负责管理生产的组装组长，也要一同出席。后来想起，这些于我，真是十分光辉的人生历程。我能够利用我个人微弱的力量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亦是我的光荣。而党和人民更是回馈给我了更高的荣誉、优越的待遇，这些真让我甚是感动！我只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馈培养我的国家——我们国家的第一颗导弹和第二颗导弹都是在我领导的团队手中组装成功的，也算是为祖国科技腾飞做出了贡献。  
　　我时常在想，人的生活，就是不断学习知识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接受新的事物，接受那些发展前进的事物。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为国家、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组建射击队
　　1956年时，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整个国家体委几近废除。直至1973年，解放军又恢复了体育局，遂把我调回了总部。 
　　虽然我更中意在七机部任军代表和在基地带队伍组装导弹的工作，但我始终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部队的调配和指挥。由此，我又回到了部队。 
　　回到部队后，上级令我组建解放军射击队，欲参加全国射击比赛。当年，一共10项的射击比赛，我们夺得了8个冠军。我没有去向领导汇报，而是由另一个参谋刘世芳前去报告。可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不仅没有受到领导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你们这个做得不好——拿冠军拿多了！你们没有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那一次，刘参谋被批评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了解到此事，去向部长反映情况：“部长，咱们两个打枪。你说你打4环，我打8环，那我让你。但我糊里糊涂都能打到4环，你认认真真地打也不够4环。这我怎么让你啊！”我又说：“比赛就是比赛。你争先我也争先，你想打好我也想打好。但究竟我能打多好，我自己也没有能力预测出来。我想打10环，但打不了，打成9环、8环，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你这样批评不对！”我就这样对部长直言不讳，指出这其中的不合理处。  
　　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记得我们曾经的体育主任曹诚，他有一次奉命去动员朝鲜参加一个国际乒乓球比赛。朝鲜本不愿参加，后来我们声称会保护他们，让他们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结果比赛时，中国不但没有保护朝鲜，还把他们给打败了。周总理那时就批评他没有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曹诚后来在我去七机部任职时被免。因为有这样的先例，此次张副部长才会如此严厉地批评我们。  
　　但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说，他批评他的，我依然坚持搞好部队训练，连续两年为解放军争光。一次是8个项目夺得了7个冠军，一次则是10个项目获取了8个冠军。这样的成绩在全军范围内都是很突出的。 
　　1975年，我们“军事五项”出现了2个全国人大代表，运动队也有3名队员当选。其中就有在1973年、1974年间参加比赛并获得冠军的李亚敏，如今在公安部门工作。还有两个军事五项队的队员王恋英、徐雷，这两人也都是人大代表。其实，在第五届选举时，我和另外一男子张继英亦在候选范围内。但考虑到女子能在运动会中夺得冠军十分不易，我们便谦让了出去。  
　　虽然我没有成为人大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一段时期，我的工作和生活处处都进行得十分顺遂——每年的比赛都会评选“五好”。我当干部是“五好干部”，当教员是“五好教员”，当参谋是“五好参谋”。  
　　在部队中，我始终是积极分子，保持这种先进好学的学习态度。我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并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去。这也就使得我能够在人才众多的解放军部队中大放异彩，找到我人生奋斗的意义！
　　动荡不安的历史变迁－－“肃清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的成立，带给广大中国人民的是“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但是动荡的中国并没有就此脱离动乱。“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更有三位开国领导人的与世长辞……新中国在风雨中坚毅前行，我在这其中坚守岗位，与祖国共奋进！ 
　　1955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开展起了“肃清反革命运动”。在“肃反运动”中，我们部队主动针对入伍成分较高的，有特反嫌疑的人进行斗争。  
　　我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时的同学古耀君就曾在那段时期接受过批斗。我还是积极分子，在批斗他时亦曾经对他拍桌子瞪眼睛。但这样的肃清并不是盲目的，部队还是对每一个有嫌疑的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审查，内查外调 。审查后了解到，他父亲只是在电影院任经理，并没有什么需要处分的地方。古耀君被判定为属于共产党的“肃反”对象，但因为没有事实，最后依然是照常授予军衔，并没有受到实际的冲击。但我则不然，我却是实实在在地在“肃反运动”中经历了一场“天降灾祸”。  
　　记得那时，我还在对古耀君进行批斗，中途接到了来自沈阳军区的电话：“韩桂山，你有46本书被特务给偷走了，你有嫌疑！”这件事情要追溯到我从沈阳军区保送到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的时候。我本有一个木箱子，里面装有抗美援朝时期的一些遗留物、军装，还有那最重要的46本书。我将这些东西放到了未婚妻家中。但不成想，妻子认识一个国民党事务长胡某，这就导致了之后的悲剧后果。  
　　胡某原是国民党的事务长，后来被共产党解放过来。在询问他今后意愿时，此人表明希望回家做个寻常百姓。组织将他放走后，他并没有回家，而是再次投靠了国民党，在那里从事反对共产党的勾当。之后利用与我未婚妻相识的便利，从她那里偷走了我那46本书籍。这些我本都不知道，直到沈阳军区打来电话我才得知事情出现了纰漏。 
　　后来，我停止了对古耀君的批斗，转而面对我的不幸遭遇。“韩桂山你要交代，你和那个特务是怎么个情况？”组织询问，我积极配合：“我也不知道！书是我的书，但我放在了我未婚妻的家中。至于她们家人怎么弄出这件事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和这个胡某联系过，更不认识这个人。”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不合宜的举动，但是泄露秘密依然是件很严重的事情。  
　　在沈阳军区那种等级的部队，我的那些书还算不上是绝密书籍，只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书。那时，凡是从保密室借出来的书，每日看完之后都要收回去。在总部机关，那些绝密的资料就连借阅时间都有限制，更不要提拿出去了。但部队过去对于保密问题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我那些书也被归为了秘密书籍。  
　　为此，我从一个积极分子一下变成了“肃反”的斗争对象。最终，我还因为此事受到了留团一年的处分，直到第二年才撤销。而我原本应该授予的中尉军衔也不得不变成了少尉。 
　　“肃清反革命运动”并不是单纯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了冲击。那时，整个学校都在进行着这些政治运动，仿佛多了一节政治学习课一样。我们终日就在不断地审查和清理中度过。凡经过调查了解后，证明没有问题的，维持原样；而一经证实确实存在问题，便该处分的处分，该遣送回家的遣送回家。务必要做到解放军内部纯洁，维持阶级队伍的清洁。只有解放军的内部和谐了，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江山才能更加稳固！
　　“反右派斗争”
　　1957年6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此次斗争直到1958年夏季结束，但斗争亦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虽然地方上称此次运动为“反右派斗争”，但在我们军队里面却不尽如此。我们那时的原话是“不走样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我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或者说是两个执政党间产生了矛盾。故而，国内对于以前倾向于苏联的所有工作都进行了大清理。那些曾经提倡的路线、政策、方法等一时间改头换面。如解放军原来存在的五大部。其中我所在的训练总监部，连同部长刘伯承、副部长叶剑英在那时也被扣上了“反教条主义”的大帽子，从而接受清理。此后，五大部更是改组成三大部，仅存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而那些曾经受过苏联指导的部门，带有苏联行事风格的部门亦都被清除了。  
　　最早“不走样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还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些内部问题都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清理。这种内部的变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但也只是起到陪衬的作用。  
　　至此，中苏关系是真正恶化了。苏联曾经支援我们的百余项建筑都撤销了，这就是政治斗争作用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军队也是如此，曾经应允要提供给我们的武器支援，那些飞机大炮都不再兑现。随着两国关系的僵化，国内的运动形势也逐渐扩大。  
　　国家主要的方针政策都是由领导来把握，具体也会作用到我们部队的各个层级中，进而改变我们的思想，不再死心塌地学苏联。政府实际是借由这场运动来改变我们的思想。
　　“大跃进”时期
　　1958年，国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忽视了社会发展现状，妄图一步跃入共产主义社会。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影响的“大跃进”在此时悄然而至。 
　　那段时期，政府号召人们大炼钢铁，意图“赶英超美”。老百姓把自家的铁盆子、铁榔头等凡是带铁的器具都贡献出来大炼钢铁。结果非但没有显著成效，反而因为揠苗助长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自觉已经取得胜利，进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造成了误解。无论是如毛主席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还是寻常的百姓小市民，在那一时期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激进思想。人总会犯错误，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次错误的代价确实惨重了些。  
　　虽然那时也有彭德怀这样的老将在庐山会议上进献“万言书”，但由于“左派”人士的极力歪曲，他此番坦然直言亦未能被党中央采纳，甚至还因此受到了惨烈的冲击。此后或许还有人针对此事进言，但一时间内也无法逆转“大跃进”迅猛的潮流。  
　　“大跃进”时期，我正在东北负责滑雪队的训练。由于“大跃进”这项运动的具体表现和我的实际行动、实际工作环境并不相吻合，所以，我并没有参加进去，全部精力依旧投入在滑雪方面的训练上。后来遇到1958年的夏季运动会，我受贺龙元帅令调回北京。但此时我的主要任务依然是为即将到来的运动会做准备，因此也并没有过多参与其中。比如社会上进行义务劳动，北京修建“十大建筑” ，我象征性地去人民大会堂劳动了两天。届时，我负责挖沟、将土装到车上，再拉出来，重复了两天这样的工作，之后又将重心转移回了比赛上面。部队里也有人被派去十三陵修水库的，同样只是劳动了两天就回来了。  
　　那时，虽然我们因为比赛更为重要而没有过多经历这些，但同样也要表明自己对于“大跃进”的态度，这是对于国家十年建设的一种肯定。虽然后来再客观评定，这种做法未免偏颇。而仅仅是那两天的劳动，我也是累得筋疲力尽。这些感受我如今依然感觉仿若昨日。
　　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间，穷困的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大跃进”所带来的惨重损失之后，继而面对着持续三年的困难时期。天灾人祸一时间搅得民不聊生。 
　　我在同情广大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时，也深感自己的幸运。虽然国家很困难，但是相比之下，部队的待遇还算比较高的——普通百姓一日也就几角钱，我们可以达到一元多。那时每月的粮食都是定量发放，一月大约有二十余斤。或许如今人们的生活一月都消耗不了20斤粮食，但这是因为我们如今生活富裕了，可以从其它方面获得补充。而我们那时则不然，一家老小几乎就靠这二十几斤粮食过活。生活是艰难困苦了些，但还没有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为此，我很感谢国家对我的厚待。  
　　不可否认地，大炼钢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确实如狂风骤雨般侵袭了整个中国。我能够生活在一个相对宽裕的环境里是我的幸运，但大多数的中国人民还是深受这场浩劫所带来的沉重打击。不少人在那场漫长的灾难中家破人亡，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悲痛的事情。而深受国家照顾和优待的我，更觉自己使命重大，只能穷尽我的一生去为我伟大的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四清运动”
　　1963年到1966年5月，我国先后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了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时称“四清运动”。 
　　开展“四清运动”时，我正在运动队里抓训练。由于组织对我的信任，以及我训练方面丰富的经验，组织令我到基层去帮助工作。“四清运动”时，若我还在总部工作，或许生活会贫困些。但我下放到地区协助工作，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我乃上级派下来的工作人员，各种待遇自然也相对高些。因此，我的生活条件还算比较好。  
　　而就全国困苦的生活条件来说，我能够在那样的环境背景下，创造出成绩，这更是十分优异的表现，可见我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都不同凡响。 
　　“四清运动”其实是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我们都要奉命去那些地方公社、乡村帮助人们进行政治运动。由于我曾经为部队争得过荣誉，部队对我多加照顾，并没有把我下放到太偏远的地方。于是，我奉命在301医院对面的地方搞运动，可也没有发现什么贪污、盗窃、吃喝玩乐等破坏队伍纯洁的对象，最终也只是不了了之。我这还算是好的，和我同批的许多战友甚至被派到了山西、陕西开展“四清运动”。他们的情况就要比我艰难许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风雨中挣扎的中国在1966年迎来了震荡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受冲击者不计其数。 
　　“文革”的冲击是巨大的，连我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时军事三项队中有“造反派”认为，凡是当权的领导、政委、队长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被坚决打倒的。副队长兼总教练、政委周长彬和我都是他们打击的对象。因为我去厕所暂时躲过了一劫，但后来我听通讯员告诉我，那些人把我们的办公室给封了。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这些人不仅封上了办公室的门和柜子，还逼问我要粮票去串联，要钱去买车票。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这钱不是我的，粮票也不是我的。我不能随便盖章，这是要负责任的。这些人被我拒绝后，气愤不已，将我关进了牛棚，誓要打倒我。而后更是找到了叶剑英，希望可以处置我。  
　　但叶剑英元帅义正言辞地为我正名：“韩桂山出身本质很好。他为国家、为军队立过功，出身本质定了！”当时还盛行“阶级成分论”，一听有叶元帅为我正名，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放人！于是，只见这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我驶来，还用大字报将叶帅的指示清晰地呈现出来：“叶剑英指示，韩桂山为国家和军队立过功，你们打倒他干嘛？放人！”  
　　我从牛棚里看到这些情形，心里有了底气。后来他们派出代表向我说明情况：“队长，你解放了！你领导我们。”虽然事情最终解释清楚了，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关我进牛棚令我感到十分委屈。如今，我清白了，但我也不出去了！我对着那些人说：“你们打倒我就随便，要解放我也随便。没有任何一级领导说打倒我……”我内心里始终希望对方可以给我一个公道的解释以还我清白，洗刷我的冤屈。他们见我似乎打定主意不配合，只能又到部队里向领导汇报。最后，还是部队里再来人动员我：“韩桂山你不要和群众搞对立，这是群众运动！”我这才肯罢休。  
　　关牛棚是我在“文革”时期经历得比较大的震荡，而我也深深牢记着叶剑英元帅为我做的周旋和帮助，感谢他对我的大恩大德！ 
　　相比其他人，我所受到的冲击真是相当微小了。有些政委层级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被吓晕了。他们被逼着游街、戴高帽子，一路上还有人敲锣打鼓，但我都没有遭到这些虐待。这和我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一来，我的出身好；再者，也没有什么冤家对头。在平日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一直积极上进，严于律已。  
　　有些人或许会因为平日作风不谨慎而被抓出来批斗，有的则是得罪过人，无端受冤。但我一直很注意保持和群众的关系，我和我的同事、下属们从来都是打成一片。有些人家中的妻儿来到城里没有地方落脚，我都让他们先暂住我家。吃喝都是我来供应——细粮分给客人们吃，我和家人吃剩下的粗粮。再有交通不方便，没有公共汽车。而我有一辆车，便过去把人接来，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很妥当。我就是这样愿意做好事，我把众人都看成是我的阶级兄弟，祸福与共，从来不会将功劳占为己有。正是我这种大公无私、真诚热心的处事原则，使得我得以在“文革”时期保全自身，免受伤害。  
　　“文革”最严重的那段时期，国家的政局又有所不同。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受到了严重冲击，特别是“林彪叛逃事件” 爆发之后，“四人帮”更是大权在握，完全不是我们能够介入的领域。那段时间，我们只是这场变革的参与者，只要听从毛主席的指挥就好。  
　　我们每日念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彪永远健康”这样的话，如若不然，则会被认为是反党、反革命。在我的记忆里，面对国家的动荡，人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要拥护毛主席、拥护这个运动的想法，并认为这才是真正地忠于党，忠于人民。作为我这样贫苦人民出身的人来说，从过去的土地改革，到而后的其它各种运动，我们的行为始终围绕着保护国家这一主题。只有保证我们的党不变色，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生活，才能够实现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基于这样的思想，我们更多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在当时并不存在反对的想法，甚至连质疑的声音也没有。除此之外，我从一个贫苦家庭中的子弟，到后来当兵不断成长，党和人民也给予了我很多荣誉。这都只能使我更加深刻地热爱中国共产党，那么党组织布置给我的任务就一定要贯彻落实好。如果全国人民都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把个人的工作做好，那就是对国家、对人民最大的贡献！我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  
　　如我在七机部的工作，那时也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但是在我的带领下，所有人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生产、工作。“文革”时期确实存在许多反动事件，别人我不清楚，但单我自己来说，所有的事件发展都有其必然原因。而我所在的七机部，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反动事件，我总会及时把这些反动思想扼杀在摇篮里。在这种思想萌芽时，我尽早对这些人进行思想教育，将他们领回正途。榜样的作用总是巨大的。在我的正确领导下，我下属群众又都及时走回正途。  
　　凭我微薄的力量难以在动荡的中国力挽狂澜，但我可以针对周遭的事情进行弥补修正，我的不懈努力总会为我们赢得一方干净的土地，等待我们祖国更迅猛地腾飞！
　　“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为了防止所谓的“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令江青一伙人在全国开展起“批林批孔”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最先指向林彪。当时林彪已经去世，但他之前曾为开展反动事件而在七机部进行过严密部署。故而，我当时所在的七机部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林彪在“叛逃事件”之前曾亲到七机部进行参观考察。行政方面由国防部科委王秉璋亲自布置部署，十分机密。技术方面则由我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主管。而我那时也正得领导信任与重用，被派去陪同林彪进行视察。从总装车间出来后，三迎门至二迎门的一公里距离，我近距离陪同林彪，向他解释我们是如何发展我国尖端武器的。那时我为自己能够接触到这样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而感到光荣，但在林彪叛逃的反动事件被披露之后，这就成了我厄运的开始。  
　　上级组织抓捕大奸队和小奸队。大奸队就是高层领导，如王秉璋这种帮林彪详细布置半年之久的领导干部。小奸队就是指林彪手下工作的一些人，这些人被冠以“林彪的走狗”、“林彪的帮凶”等称号，我不幸被归入其列。  
　　尽管如此，我也并不慌张，毕竟我没有参与任何危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情。调查到我时，我坦白直言：“我的行政领导是国防科工委的王秉璋。他是一把手，所有的布置都是他亲自执行的。不止有我一个人。”七机部共分为三个院以及一些小的研究所，但都是围绕着组装导弹这同一研究体系进行。第一研究院设定在南苑，所有的任务都是有具体记录的。我将这些展示给前来调查的人。我在何时何地做了什么，其间的步骤如何，这都是领导详细部署下来的。我向对方解释：“我负责组织安装，负责场地安全。除了这些尖端武器的组织以外，我没有参与其它工作。那些也不是我权力范围内可以接触到的事情！”  
　　对方一番考察下也证实我所言不虚。首先，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平时并不曾外出，没有可以接触其他反动人员的机会，更不会有何反动举动。第二，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是一窍不通。毕竟导弹是十分精密的东西，它的组装就更为精细，我甚至连如何为它装上螺钉都不懂。在七机部，我作为上级派下来的军代表，只负责安全方面的问题。具体的精密操作还是由钱学森领导。而行政领导方面，我所准备的事物都是王秉璋布置给我的。如果确实有问题，那也是上级决策时出现的纰漏。我的责任只在于管理好我下属的工作人员。在我的职权范围内，保卫国家安全，保卫机密安全，保卫尖端武器能够顺利安装就是我能为国家和军队所做的最好的贡献。至于其它，亦不是我所能够干预的了。  
　　经过一番审查，我被排除嫌疑，证实不属于小奸队成员，被无事解放了。但也有如王秉璋这样被查出来的。他是国家专委的成员，负责的事务比较重要也比较广泛，在这次斗争中便未能脱离干系。 
　　1973年，周总理又组织进行了一次尖端武器参观，叶剑英元帅也陪同参加，以消除林彪在此方面的影响。参观的规模和内容与上次相仿，只是人员配置上出现了变化，而此时，王秉璋已无权过问。那次的事情是周总理亲自组织，我记得很清楚。叶元帅也和我讲话：“韩参谋，你过来！为什么我们的1059 要烧酒精呢？”我以前在叶帅手下任参谋，他对我并不陌生。我向他解释道：“这个不是我们研制的，是从苏联进口来的。它的研制结构料配底是烧酒精……”能够再次有幸陪同国家重要领导人进行视察，并且陪同的是我所敬佩的周总理和叶帅，我更感高兴。  
　　并且，经由这次的审查，叶剑英元帅再次审查了我，证明了我的清白，我也就安心了。从始至终，我始终是党的坚决拥护者。我自总部下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奉命前来七机部做军官，负责所在部门的安定团结，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兢兢业业地处理我的工作，尽到我工作组织者的责任。为此，虽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曾一度受到牵连，但终是平安无事，继续在我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逝者已矣，继往开来
　　1975年，我奉命前往非洲马里，帮助非洲军队组织军队建设、提高士兵战斗素质。1976年6月，我出国专家组回国，时值新中国举国伤痛之时。 
　　新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之后，在1976年，先后失去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三位国家重要领导人。举国沉浸在一种哀伤的气氛中，社会动荡不安。当时，是张东环部长到机场迎接我专家组回国。从机场返回部队时，张部长在车内叮嘱我们：“你们回到国内不要乱讲话，不要乱交代。因为你们一年多在国外，国内的许多情况你们不了解、也不知道，国内有了很大的变化。”  
　　张部长所说的“变化”主要是指经历了“批林批孔”、“斗私批修”等一系列运动，国内各部门人员配置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动。此外，由“四人帮”到解放、由没钱到有钱，群众们的想法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更有三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连逝世给社会带来了浩大的震荡。  
　　回到单位后，我们一行人先在招待所住了几天，由其他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消毒”，即为我们灌输当下的正确思想，以免我们走上歧途。但我是个有原则的人，始终秉承着“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这一指导思想，全心全意跟党走。而我这一辈子都是部队里的参谋，都是从事体育事业的人员。我心中明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也就全心投入到我国的体育事业中，其它事情都不很重视。因此，我也不会有任何反党、反社会倾向，始终忠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专注于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人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是对中国人民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同年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作为一名军人，朱德元帅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一些。朱德元帅是解放军部队的总司令，他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本身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朱委员长的逝世实在让我们悲痛不已。但在全中国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还是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毛主席带领我们中国人民驱除日寇，打倒国民党，使得穷苦大众翻身做主人，建立我们伟大的新中国。他在人们心中有着难以动摇的地位，因此，毛主席的逝世实在是一个令全体中国人民伤心欲绝的消息。  
　　毛主席的逝世，我单位还曾派出一两名人员前去守灵，这是一个十分光荣的任务。我原本是守灵人选之一，但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机会。单位转派了王克忠同志前去守灵。在主席刚刚辞世的那段期间，天安门曾出现过一些动乱，但我并没有参与其中。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坚决杜绝任何反党、反毛主席行动。我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  
　　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接任主席之位。华国锋在毛主席生前便很受重视。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下山之后，毛主席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还有评价：“你办事，我放心。”这一语即表明了毛主席对华国锋的信任与肯定。之后的数十年中，毛主席经常赞扬华国锋的工作成绩，对他亦是大加重用，一路提拔。调任北京后，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往往保持中立，唯毛主席之命是从。他对毛主席的各种思想、理念感受得更为深刻。我们相信华国锋执政后，必然能够很好地彻落实毛泽东思想。因此，我们对此保持拥护的态度，并不反对。 
　　华国锋在接任国家主席之后，曾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过一些人。我所在单位属于高层机关，故而我有幸在接见人员范围之内。与此同时，我的六弟也被部队派遣到北京。我们兄弟两人一同受到了华国锋主席的接见，并与之合影留念。而我所在的广州解放军体育学校的接见事宜也是我一手操办的，我们对于新主席的接任表示万分地支持与赞同！新中国也必将迎来她崭新的发展！
　　功勋健将创辉煌－－解放西沙群岛
　　时光荏苒，回想自己最初奋斗在体育赛场上的意气风发，感慨自己的成长亦见证祖国的强大。亲赴马里组织训练，面对着的是我们的成长，收获的是国际间的友好。组建五项队，辛苦筹建，精心备战。从锻炼自己奋勇出战，到训练团体夺取荣誉，这对我是全新的挑战，亦是无尚的光荣！ 
　　197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一部与陆军分队、民兵协同，对入侵西沙群岛的越南共和国（南越）军队进行反击作战，时称“西沙海战”。我奉命参与了这次事件。 
　　我和另一人在西沙群岛解放后的第二天，以总部参谋的身份来到西沙群岛的甘泉岛和珊瑚岛，奉命检查两栖侦察队的工作。两栖侦察队就是既有陆军，又有海军。在“西沙海战”时，这两方军队都有参与作战。  
　　作战部队登上岛后，我军俘虏了7个越南兵和1个美国专家。我们第二日就要去视察工作。原本计划是乘坐飞机去，但西沙群岛没有机场，只有直升飞机可以空投降落伞着陆。考虑到身份的重要性，我们最终选择了乘船，有9艘护卫舰保护。西沙群岛5月的天气炙热焦灼，四周都是海域，也没有房屋等高层建筑遮蔽。我们只能躲在当地的一种羊角树下暂避高温。羊角树不是很直，形似羊角，东倒西歪的，但能有个遮蔽物对我们来说已是万分庆幸了。炎热的天气导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居住在帐篷里，只能坐在海边的沙滩上，戴着草帽，用海水驱除天气的燥热。西沙群岛也会有猛烈的台风，狂风袭过，那粗壮的松树甚至可被轻而易举地拦腰截断。  
　　我们所去的甘泉岛比较大，岛上也有充足的淡水资源，西沙群岛的其它岛屿却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在岛上，我们还擒来海龟作食物。那巨大的海龟足有百余斤。我们的战士等到海龟爬到岸上后将它翻过来。海龟被掀翻后行动不便，我们趁机将它宰杀。之后再用一根铁丝将它穿起来，用绳子捆回厨房，分给整个部队的人吃。我们也会追寻踪迹，到海龟的窝里掏它产下的蛋。海龟蛋大约乒乓球大小，一坑里大概可以找到几百个。有些刚出生的小海龟，大概十余厘米。一见人影，都仓皇地跑到海里去了。除了海龟，我们也会掏些鸟蛋。那些海鸟整日飞绕在西沙群岛上，很常见。鸟蛋是白皮，蛋黄却是红色，我们亦会找机会捡来食用。  
　　那次检查也让我长了些见识。侦察队有时会下海，掏些海藻、海柳、海贝等海产品。这些物种大概存活在海下一二十米深处，侦察队利用特殊器械，很容易就可以打捞上来。打捞出的东西千奇百怪，用水冲洗后我们也会留下一些特别的东西作纪念。我真正品尝海味就是在那几天里。  
　　至于珊瑚岛，其实是珊瑚虫遗骸日积月累堆积而成。海水涨潮的时候水会漫过小岛，落潮时小岛又会出现。岛上也长有海柳、海松，突出海面的部分形似珊瑚，每年都会有所增长。珊瑚岛上这些沉淀的尸骸十分名贵，还可以卖到日本，成为制画的原料。  
　　在此期间，我先后查访了甘泉岛和珊瑚岛。可惜那时没有照相的条件，未能留下纪念。检查结束后，我们又在护卫舰的保护下返航。重返大陆后，我还曾在体育馆路的体育小学做过一期报告，详细阐述了我国解放军解放西沙群岛的过程以及西沙群岛独特的地质面貌。这成为了我人生难得的经历。
　　领命赴马里
　　1973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原已被撤销、推翻的国家体委恢复建设，考虑到我所具备的体育专业知识以及我在体育事业方面曾为国家做出的诸多贡献，上级领导组织决定将我调回总参军训部体育局。工作本身并不是非我不可，但是我确实在此专业方面有我独特的建树，组织训练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较之他人，我的“螺丝钉”作用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些。综合考虑后，组织更为中意我。面对组织和部队的需要，我放弃了当时七机部优越的工作，听从组织分配、服从组织安排，毅然选择了回到体育局大展宏图。  
　　回到体育局后，我先后组织了中国第一支八一射击队，并率领射击队屡获优胜，成绩斐然。我的优异成绩受到了领导们的关注。由于我国和非洲马里 是友好国家，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帮助贫困和落后的国家，欲派遣专家前往马里，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其部队战斗力。在派遣人员的挑选上，组织十分慎重，一番仔细筛选后，才找到了我。组织上就我过往经历和成绩进行分析，对我比较满意。加之我曾经帮助过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等其它友好国家组织过有关训练，对此更为驾轻就熟。在这诸多条件的驱使下，我终成为了前往非洲马里做军事指导的专家组中的一员。 
　　1975年，我国组建的二十余个专家组奔赴非洲马里，奉命帮助我们的友好国家，建设其国家，锻炼其部队。我任其中一专家组队长。 
　　初至马里，我们暂时居住在库利科罗 ，这里距离马里的首都巴马科 大约有一百多公里。马里的自然条件比较特别，一年只分旱季和雨季两个季节。其生活环境也比较艰苦，一条尼日尔河养育了马里人民——那里没有井，居民日常生活全靠河中水；那里食物匮乏，百姓们吃的东西都是大河中的水产。  
　　来到马里的第一年，为了贯彻我们在国内学习到的因陋就简、勤俭节约、自力更生，我组织我所在小组的成员们自己动手建场地、组装器材，建设马里国家。我心里一直有种想法——要把我们国内这些优秀部队的品质和建设方法带到国外去，实心实意地贯彻毛主席的教导，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我所率领的专家组建设得最为出色。  
　　马里没有电，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连马方为我们准备的冰箱都是烧煤油的，但只要有煤油供给，还勉强可以使用。但是电风扇就没有办法了，它是需要通过交流电或直流电作用才能产生效果。无奈马里天气闷热，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苦。这大约相当于我国解放之前劳苦大众所过的贫瘠的生活。我专家组一行人都是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并没有吃不得苦。我们坚决克服一切困难，尽心尽力地为马里部队进行军事训练。  
　　来到马里后，我担任专家组组长，领导归属也发生了变化。其一，由于出国在外，我的领导机关由国内的总参谋部变成了大使馆武官处。我在马里的一言一行、各种组织活动都要向武官处汇报。其二，马里政府为了配合我专家组的工作，特设顾问组织。我们又要服从他们的调遣。而由于个人身份的不同，我不同于当地一般的官员，具有行使领导程序的特权，可与马里国务院和总参谋部所设训练部门直接沟通，这样就省却了武官处于其间的连接，更有利于我们计划和训练的开展。
　　第一期工作进行了三个月，我们取得了很好的训练成效，马里的部队也初见规模。这一方面肯定了我们之前所付出的努力，促使我们更加专心致志地帮助马里。并且，我们根据训练的情况产生了新的设想——第二期训练展开时，我们要从马里的骨干中选拔出一些更优秀的人，让他们和我们派去的专家共同从事教学工作。而另一方面，部队显见的成效使得马里国务院和总参谋部对我们愈发热情，也更为中肯地帮我们解决实际困难。马里的高温天气让我们难以忍受，沙子地里都能烤熟鸡蛋。没有电的日子更觉难捱，政府想法设法为我们解决。条件改善后，我们放在冰箱里的东西可以贮存得更久，天热时也可以吹吹电风扇消暑。我的联络官杜尔，如今的马里总统也为我们的工作积极和马里有关部门联系。至于用水方面，原是外国士兵为我们从尼日尔河中挑水，但这样用水也很不方便。此后，马里政府就为我们配备了一个大水车。先将尼日尔河的水灌到水车的大水罐子里，再用汽车送到我们的门前。这样，我们用水时只要把水罐打开就可以，生活、洗澡都方便了许多。再有，我所率领的专家组共7人，加上炊事人员共8人，乘坐一辆吉普车实在很拥挤。马里政府也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我们配备了一辆宽敞的英式吉普。不只是马里政府，武官处也将我们的表现记录下来反馈给我国国务院。国家对我们小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让我们信心大增。
　　自力更生搞建设
　　除了我们，其它专家组在马里也有出色表现。医疗队负责帮助非洲贫困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没有吃过药，对药物的抗性很低，便是普通的人丹、清凉油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身体问题。非洲人民对我们十分感谢，这也为我们的祖国在国外制造了些声望。  
　　马里和我众专家组互相配合，共同完成我们的建设。那时，马里的国务院、参谋部还会定期前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也借机请他们吃顿饭，沟通大家的感情。除了采买一些特殊食材，许多青菜都是利用我们从国内带过去的种子自行栽种的黄瓜、玉米等各种各样的作物。别看我们一群军人，但是对于耕种也有些心得，种出来的农作物长势很好。我们将多出的农作物分送到大使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们都很高兴。我还形容：“这个种子是我从我们中国带来的，但是这个土地是你们马里的。这是中国和马里两个国家共同产生的这个结果。”我把这普通的行为加以文化的内涵，进而演变成一种文化的扩张，使得双方皆大欢喜。
　　第一期工作进行了三个月，我们取得了很好的训练成效，马里的部队也初见规模。这一方面肯定了我们之前所付出的努力，促使我们更加专心致志地帮助马里。并且，我们根据训练的情况产生了新的设想——第二期训练展开时，我们要从马里的骨干中选拔出一些更优秀的人，让他们和我们派去的专家共同从事教学工作。而另一方面，部队显见的成效使得马里国务院和总参谋部对我们愈发热情，也更为中肯地帮我们解决实际困难。马里的高温天气让我们难以忍受，沙子地里都能烤熟鸡蛋。没有电的日子更觉难捱，政府想法设法为我们解决。条件改善后，我们放在冰箱里的东西可以贮存得更久，天热时也可以吹吹电风扇消暑。我的联络官杜尔，如今的马里总统也为我们的工作积极和马里有关部门联系。至于用水方面，原是外国士兵为我们从尼日尔河中挑水，但这样用水也很不方便。此后，马里政府就为我们配备了一个大水车。先将尼日尔河的水灌到水车的大水罐子里，再用汽车送到我们的门前。这样，我们用水时只要把水罐打开就可以，生活、洗澡都方便了许多。再有，我所率领的专家组共7人，加上炊事人员共8人，乘坐一辆吉普车实在很拥挤。马里政府也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我们配备了一辆宽敞的英式吉普。不只是马里政府，武官处也将我们的表现记录下来反馈给我国国务院。国家对我们小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让我们信心大增。  
　　除了我们，其它专家组在马里也有出色表现。医疗队负责帮助非洲贫困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没有吃过药，对药物的抗性很低，便是普通的人丹、清凉油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身体问题。非洲人民对我们十分感谢，这也为我们的祖国在国外制造了些声望。  
　　马里和我众专家组互相配合，共同完成我们的建设。那时，马里的国务院、参谋部还会定期前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也借机请他们吃顿饭，沟通大家的感情。除了采买一些特殊食材，许多青菜都是利用我们从国内带过去的种子自行栽种的黄瓜、玉米等各种各样的作物。别看我们一群军人，但是对于耕种也有些心得，种出来的农作物长势很好。我们将多出的农作物分送到大使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们都很高兴。我还形容：“这个种子是我从我们中国带来的，但是这个土地是你们马里的。这是中国和马里两个国家共同产生的这个结果。”我把这普通的行为加以文化的内涵，进而演变成一种文化的扩张，使得双方皆大欢喜。  
　　来到马里的最初三个月，我们一边自力更生，充实我们的生活，一边竭尽全力帮助马里进行军队建设。第一期工作的顺利完成也为我们今后计划的开展提供了很有力的帮助。
　　在马里，为了响应祖国对我们自力更生的教育，我不仅组织队员自己种植蔬菜，还自养鸡、鸽子、斑鸠等。鸽子不好养，为了防止它们飞走，我就将它们的翅膀剪断，再弄块板撑制个窝棚。鸽子就在这一块空间中活动，我们若是馋了，就抓来两只吃。至于斑鸠，开始时是它们到我们住房周围觅食。我灵机一动，搭出一张大网，边缘用棍支撑住，网中放些食物。斑鸠进网之后，我猛地一拉网，将它逮住。之后，我再将抓到的斑鸠放到我事先准备好的笼子中。以后再抓斑鸠时，我甚至连诱饵都不用放，只要把这只斑鸠放在其中，自然有其它斑鸠受吸引而来。一抓能有几十只、上百只的收获。这样，我们也可以大饱口福。众人聚在一起，稍事清理，就将捕来的斑鸠烤着吃了，十分美味。
　　二期三期顺利开展
　　第一期任务顺利完成之后，马里领导更为重视我们这些专家，对我们的照顾更是面面俱到。 
　　同行专家组成员都是男人，并没有拖家带口。当时马里的国防部长穆萨?特拉奥雷考虑到：“你们很艰苦，不远万里来到我们马里，帮助我们搞建设，而且在这次的建设中又有很大的建树，搞出许多成绩。我们的总统和国务院对你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考虑到你们的生活很艰苦，我们决定给你们每一个人，包括炊事员，每人派一个老婆。你们可以和她们一起生活，生儿育女。回国之后，你们愿意带走就带走，所育子女也都可以带走。”但思及我们的责任，我态度坚决地谢绝了：“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是帮助你们搞建设的，不是来享受的。这一条我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我不是讲黑民族，也不涉及任何民族关系。咱们之间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我们来到这里是帮助你们搞建设而不是来享受的。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把自己的夫人带来多好。那种情况就是给我们的国家，更是给你们的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增加了额外的支出。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忍受的！”我的一番见解得到了马里国务院领导的一致赞许。同样的，武官处收到了有关汇报也向我方国防部反馈信息。知晓我如此坚守原则的态度，国家也是大加赞扬。  
　　第二期的训练我们开始培养马里的骨干人员同我们一起开展训练，成绩斐然。第二期训练结束后，我们对于马里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政治环境、国家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大使馆也向我们灌输些国内的情况，我们经常去大使馆内听报告。那时候国内比较神秘，我们来到大使馆后就被关到一间小黑屋里。这是为了防止敌台窃听到我们的情报。我们会在小黑屋里听报告，报告向我们分析国内的政治情况、马里的实际状况等。报告结束后，我们继续在大使馆用餐，之后再有汽车送回。就这一点来说，我组人员都非常赞同，时常了解政治时事，让我们对社会时刻保持关注，这是非常好的做法。  
　　第三期训练时，我们大胆放权，任由当地骨干自行支配部队的军事训练，而我们的专家则仅在一旁做适当指导，完全让他们自己来适应这样的训练方法，并真正理解其中要义。但在我们进行第三期训练时，国内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动——通过官方途径我们难以了解国内情况，而私人信件也受到很大限制。国内的来信都要经由马里大使馆，大使馆再转交武官处，层层传递。到最后，我们也是听人转述信中情况。因此，即便是写信也不能多写，更不敢多写。  
　　在这一年中，我们只能尽心尽力地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专心为马里部队进行建设和训练。而我们的努力也获得了双方政府的一致好评！
　　马里的生活见闻
　　接到此次出国训练的任务之后，我便有意识地学习了一些外语。到达马里后，政府也专门为我们配备了翻译，我在日常生活中亦积极地学习。此外，我还经常和我的专车司机一起，到社会上买东西、去医疗队等，同时也借机到当地学习些土语。后来，边比划边说，我基本可以独立生活。因此，我可以时常去逛马里的市场，了解当地的情况。  
　　比如说表，“欧米茄”的表很有名，在国内至少也是成百上千的价格，但在马里只要二三十元就可以买到。我回去以后将这个发现传播给同组人员，号召大家一起去买。我那时工资并不高，一月仅有四十余元。但来到国外后，国内的工资照发，国外再补助40元，这样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在我的宣传下，我们一行人都兴高采烈地去挑选自己中意的表。男表、女表、大表、小表，我也不懂得如何分辨优劣，只是看到喜欢的就买。我的这些举动类似于社会调查，是对马里生活的一种考察。  
　　这样的调查更多针对于农贸市场和一些日常的生活。马里大部分的消费品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本国自产物品很少，主要是织布、花生、花生油、芒果等。芒果是马里的特产。牛膝芒果，又红又大。当地的穷苦人有时一天只吃一个芒果充饥，生活十分艰苦。像我们买的这些奢侈的瑞士表都是进口过来的。大约是两国在商务进出口方面签订的优惠政策，具体的我便不得而知了。通过这些市场调查，我也大概能够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比如给我开车的司机，一月可以挣三千多法郎（当时人民币和法郎的汇率近2：1），而我那时每月只有40元人民币的工资，这绝对是天壤之别。  
　　马里虽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国，但是它在待遇方面并不低。此外，它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经济支援。派遣给我们的英式吉普是英国支援的，我们中国也提供吉普。武器方面，重机枪、轮胎等，我们也毫不吝啬。马里的车没有轮胎，只能称之为“轱辘”，但是这种木制的“轱辘”很容易被白蚂蚁蚀掉，所以需要我们的支援。  
　　为了预防白蚂蚁这个“大敌”，马里的门、床、窗等设施都是铁制的。但是奇怪的是，马里的树却不受白蚂蚁的侵害。马里没有煤，日常都是烧柴，甚至于老百姓铺的床都是树做的。他们把树砍倒后，再把树周围的草坯割掉。一块一块地摞起来，大约长50厘米、宽20厘米的样子。上面搭些草枝子、树枝子，这就是一间房子了。  
　　当地农村实行的是共产制。农村生活简陋，甚至连切菜板都没有，当地人拿着肉直接在手上切，也扎不到手。肉中剔出的骨头棒子，当地人用大砍刀砍成小块，放在锅里煮。待饭煮熟后，在上面淋上些骨汤，抓饭就做好了。这是他们主要的食物，抓饭只能用右手。因为马里70%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左手被视为不洁之物，所以只能用右手。当地的厕所都是男女共用的。男子进去后，会用白布搭在外面的铁丝上，这样女子就不会进去了。日常烧火的木柴也会贩卖。都是五六十厘米长，无论粗细，全部成捆贩卖，一捆10法郎。买柴时，人们只能拿着零钱。买一捆，交10法郎，然后可以装到自己的车上。再买，再交，但若是一次要买10捆柴火，共给100法郎，这却是不可以的。这就是人们文化水平落后的表现了。 
　　在马里，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对于犯人，当地的法律是很严苛的。比如小偷，抓住之后一律剁手。在市场上，凡是看到一只胳膊上没有手的人就知道那人曾经做过小偷了。而在国家的监狱、法院等地，看押犯人去劳动改造时，看守者的枪支都是犯人帮忙扛着的。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此外，那些站岗的士兵也并不很严肃。他们只随便地将枪挂在岗楼上，边听收音机边站岗。而假期也是效仿西方国家的5个工作日。每逢周五晚上，这些士兵就都不再站岗，刀枪入库，各奔他乡。这些人还十分热爱跳舞。周五晚上下班，常常会聚在一起跳舞。这一跳就是一整夜，十分热情奔放。我想，当地人民健康的身体和这也不无关系，跳舞本身也是一种运动和锻炼。  
　　马里人的生活比较简陋。男子在身上蒙一块床单似的大白布，中间掏个窟窿，头从里面出来，再系上个小布条就算衣服了。前后看来还好，但是侧面就一览无遗了。女性也只有一块布。最初是蒙在胸部以下，法国人认为这样的现象不文明，见到就打。于是，当地女子改为把布围到胸部，可是微风吹过，也是尽收眼底。但是当地人并不在意这些，这只是他们特殊的生活习惯。就男女关系方面，马里也比较与众不同——他们实行的是一夫四妻制，有钱人甚至可以拥有数十个妻子。当时负责陪同我的联络官杜尔，他就有兄弟姐妹二百多人，连他有几个母亲、自己排行多少都分不清。
　　在婚姻方面，马里不可不谓之特别，这不仅源于他们的一夫多妻制，更有当地对“性”开放的态度。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马里人一般寿命不长，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个别能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已是十分罕见。因此，当地人在性方面都比较早熟，女子14岁就可以结婚了。若是当地的有钱人相中别人家的女孩，即会事先定下来，类似于旧中国的童养媳。但他们并不将人领回家，只是先行有个约定。但受当地开放的性观念的影响，婚前性行为并不罕见。只是女子若在婚前有过性行为，这就是“假姑娘”，只要四只羊做聘礼就可以，而“真姑娘”则是要用四头牛做聘礼的。
　　马里的婚礼和中国大同小异，也是宴请许多亲朋好友前来观礼。但因为宗教信仰问题，婚礼所用牛羊等活物的宰杀都是由阿訇念经后进行。而婚礼的主要食物是烤全羊。人们将整羊剥皮后用一根棍子穿上，在火上转着烧烤。羊熟之后，众人分食，也没有其它食物。马里人婚后会立即同房。若女方之前未经人事，丈夫就会顺着窗户将沾血的白布扔出去，外面守候的人看到则会敲锣打鼓地庆祝。若是没见到血，众人便悄悄散去。当地对这个仪式还算比较重视。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会事先在房内备上一只鸡。圆房之后，立即杀鸡放血，将染血的布扔出去，这庆祝的形式就这样一直流传了下来。  
　　总之，马里人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他们不太注重礼节，采用的是更为天然自由的生活方式。我的这些调查了解或许比较片面和个别，这只是我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和我们同去的还有德国的专家，但他们到马里却是只顾吃喝享乐，只有我们是真心帮助马里进行国家建设的！
　　马方的挽留
　　马里的建筑多是平房，但因为它又是法国的殖民地，也有一些高层建筑，最高的有五层，是给法国殖民者居住的。 
　　由于当地的门窗都是铁制的，我们帮助军队进行训练指导时特意排练了一个动作是“推杆上爬”，即一人手拿推杆，身后有几人负责推动，那人利用身上的绳子同时进行攀登，由一层至二层再到三层，这就是一个训练内容。马里的国防部长还曾经去观摩过我们这个训练。当士兵顺利攀爬到三层以后，国防部长表示很满意，这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之后，我和国防部长握手致意。他通过翻译表示，我的手就像安置了一个金属钳子在里面，十分有劲。时下我正值三四十岁的壮年，当然有劲。为了表示亲切，握手时我更是十分用力。 
　　这还只是我们训练时的一个片段。那年，我专家组走访了马里四大军区，沿途警车开路，群众夹道欢迎，受到了马里至高领导的赞赏表彰。当地百姓还向我们透露，除了我们的周总理访问库利科罗时，还从没有其它国家的代表享受过这种高规模的待遇。  
　　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不只是我们负责军事训练的专家组，其它小组也多有卓越的表现。水稻专家组负责传授种植水稻的经验；糖专家组种植甘蔗，教当地人制作食糖；纺织专家组教授将当地产出的棉花转化为高级纺织物的方法；更有油料专家组、土建专家组、机场专家组、医疗队等其它各部门的通力配合。我们的出色表现不仅得到了武官处的认可，更受到了马里国防部和参谋部的肯定。  
　　临行前，马里的国防部长对我们大加挽留。因为同行的专家组有杜宁生、董湘毅、李亚敏，这几人都是解放军射击队队员，在国内第三届运动会上曾获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各大报纸杂志都竞相报道过。故而，马里国防部长要求我们继续留下来，也为他们的军队培养出几个世界冠军。和组内队员们商量后，我们还是希望在任务完成之后就返回祖国，由我出面婉拒马里方面的美意。  
　　过去法国占领马里时，驻军只有一个兵营，场地十分简陋。一个障碍场，一堵水泥和石头堆砌的墙做障碍训练。一栋二层小楼，也是水泥和石头筑成，门窗、房梁都是铁制的，日照之时，十分闷热。是时，马里也开始训练自己的部队，这就需要建设属于他们自己的军校。建立军校是个长期项目，而在建校期间，无论是时间场地，还是参训人员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我婉拒马方邀请时便以此为借口：“你说是拿冠军重要，还是你们国家建设一个军校重要？建设军校是个长期项目，而我为你培养冠军何时何地都可以。花费一两年的时间，你们把自己的军校建立起来，有了自己的训练场地。从长远上考虑，这要比一个专家组的效果更好上万千。”对方很心动，我继续诱导，“军校建成以后，咱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借由国防部、或是任何机构，再找我们过来。那时候我第一个带着专家组过来！”国防部长一听有道理，确实是要在专家组和军校间作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先行修建军校，我们也得以顺利返国。  
　　在马里的部队训练方面，我始终按照国内建设部队的方针、政策执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受到了中马两方领导的一致赞扬。我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提升，这对我是个莫大的鼓舞。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解放军，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无论在哪一方面，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争得荣誉，这就是人生中千金难求的珍宝。  
　　针对马里训练一事，我也是如此。国内对于我们此行的好评，经由武官处传达给我们，这就是对我最好的鼓励与嘉奖。我将这种荣誉转化为行动的动力，认真进行我在马里的工作，指导部署各项训练，最终取得的成绩也和我所追求的目标一致，这就足够我引以为傲。  
　　这种认真敬业、爱岗敬岗的工作态度，以及我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做贡献的良好素养，指引我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军事五项队”大展雄风
　　自非洲马里回国后，我主要负责对部队工作的检查，围绕着“提高部队体质，增强部队战斗力”这方面进行工作。直到1979年初，我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总参二部曾占用了“老段府”，即段祺瑞公馆。1979年时转交给我所在单位——总参军训部，由我们负责在那里搞建筑，修建五层楼。修建“老段府”时，我们从部队调来人员进行施工，还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负责建楼等工程。原来的段祺瑞公馆里有一座假山，修建时就被我们移走了。如今想来这都是文物，如此糟蹋了实在可惜。公馆里还有一条二百多米宽的水沟，用来养鱼；还有私人游泳池等，极为奢侈，但盖楼时都被我们填平了。盖楼工程大概持续了有一年时间。这个时候恰巧赶上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我开始了新的任务——军事五项队。
　　邓小平同志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决定撤销“海军五项队”，建立“陆军军事五项队”。但是针对何人出任“陆军军事五项队”领导一职这个问题实在是众说纷纭，领导层出现了分歧。这时，有人推选我，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候选人，但我是一个焦点。有些部队领导找我谈话，表示希望我可以出任“军事五项队”的领导。我初始以“正在搞部队训练”为由推辞，其实这里面也有我的私心。当时，我是体育处的负责人，相当于师级干部，属于高级干部。但我要到五项队任职的话，等于是自降一级，变成了团级干部。虽然只有一级之差，但我就不算是高级干部了。从个人利益方面考虑，我当然更愿意留在体育部。  
　　但是后来，包括董主任、田主任在内的多方领导找我谈话，并向我阐述其中利弊。我既有专业技术，获得过世界冠军，又曾任领导一职，组织训练能力强，实在是出任五项队领导的最佳人选。领导谈话时对我说：“韩桂山，你得去。你要去任职，这个工作你最合适！”他们还将此想法汇报给邓小平同志，并获得批复，“邓主席也决定让你去！”面对领导和组织的如此信任，我也放下私心，准备专心投入到祖国需要的军事事业中去。  
　　最终，我在国防部大楼被任命为军事五项队队长，时1979年10月。
　　1979年，军事五项队正式开始组建。在接受任命时，组织对我提出要求：“韩桂山，你要是搞好了，给你立功受奖。搞不好，就拿你开刀！”所以说，此次筹建军事五项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国际主义任务，五项队的选拔与训练是为了圆满完成参加国际比赛，为国家、为军队争光的任务。我在各方面都精心准备。这新队伍的组织涉及到许多问题——训练场地的挑选，训练人员、干部人选的确定等，都需要我亲自组织参与。  
　　初接任命，军事五项队的一切都是空白。解放初期的许多建设经由“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沦为废墟——未建的工程夭折搁浅，筹建的工程则多被废弃了。作为新近成立的军事五项队，落在我肩上的重担则愈发沉重。仅场地的选择问题，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部队原为我军事五项队划拨6万元开班费，但这些资金只能勉强维护一下训练场地，至于训练需要的武器弹药则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向总部反映情况，终于将启动资金增加到了十余万元。但这钱并不是一次到位，而是分批分拨地下发。我们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构建训练场地，购买枪支弹药这些比赛器材。  
　　解决了场地等硬件条件，人员配置就是最为关键的了。五项队的前身是“军事三项队”。在我接任五项队队长一职时，队中的主要人才亦是原三项队成员。但仅仅这样还不够，五项队需要吐故纳新，在部队中挑选更多的老中青人才。  
　　新队员的筛选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取人才，我们分设两种渠道进行。一方面，各个军区、各个单位推荐优秀的运动员。对于这些推荐来的人，我也不是一味放任，同样需要通过我的考察。对于这些推荐人员是否能够胜任工作，是否称职，我都有自己的考量。只有能够顺利通过考核的人，才会真正被接受，进而委以重任。另一方面，我也组织人员切实到各部队进行人员选拔。我们一行9人，分为3组，分别到东北、四川、江西（抚州）等地的部队进行筛选，挑选适合参加比赛的佼佼者。
　　这一切前期准备在紧锣密鼓地展开，1980年2月28日，军事五项队正式开训。对此，部队领导很是重视，前后有3个副部长参加过我组织的开训，还夸赞我工作取得的成绩：“韩桂山这小子，过去搞军事三项红火了多少年！这次搞军事五项，连邓小平都点名，指名道姓地让韩桂山组建这个队伍！”这都是领导对我能力的肯定和信任，才会将此重任托付给我。  
　　开训第一年的5月5日，主管训练的总参谋部副总长张震到五项队检查我的工作。军事五项队是邓副主席抓军委工作的重要变革，作为总参谋长，张震责无旁贷，遂来到五项队参观指导。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以向总参谋长反映，服装、器械、资金等方面的问题迎刃而解。考虑到队伍刚刚组建，有许多待完善之处，张震副总参谋长还决定派我们专家组到瑞士去参加第29届国际比赛，进行考察。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你从文字上了解规程、规则、规范那还不够，因为外国已经搞了近30年。你要亲自带着你的这个班子到瑞士去，考察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人家30年，我们刚刚起步。我们1年就要赶上30年，赶超30年。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军人的一个起码的要求！”  
　　出国考察事件在张震副总长提议之后，经过了层层审核和批示，终于得以顺利执行。和我同行的还有李忠娃、体育局局长徐新立以及一个翻译。出国前，领导接见我时也反复叮咛：“你要出去考察，看看其他国家怎么搞的。你不要走弯路，不要在国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了很多，花费了许多代价，但是走的那些弯路又和实际的规程、规定不相符。这就得不偿失了。你们要力争这些比赛的规程、规定、规则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能够保证队伍更快地完成任务。”这就是邓小平当时给我们的任务。  
　　来到瑞士之后，我们受到了瑞士官方的赞扬和欢迎。他们评价得很深刻：“我们原本以为中国今年不会来，毕竟你们刚刚组建。我们没想到你们仅这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来参加比赛。虽然你们没有派参赛队伍来，但是你们的这种思想很让人敬佩。未来中国的军事五项是一定可以占领领先地位的！”  
　　这次带队考察大约持续了20天，我们将在比赛上感受、了解到的东西记录下来——比赛的条件、规定、规则等。过去我们只知道文字的规定，实地考察观摩后，我们对于实际的情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掌握到这些情况，对于我们后期军事五项队的训练大有裨益。
　　比如说50米匍匐，比赛时我们要爬过一条50米长、50厘米高的铁丝网。那是采取直接钻进去慢慢前行，还是选用射门式的前行方法呢？在仔细研究和反复对比后，我认为采取射门方法更好。利用射门时的冲力，我一下可以扑到网内3米左右的位置，这样我就比其他人少爬了3米，自然节省了时间也提高了成绩。又有，匍匐前行时，运动员的四肢要如何配合同样值得思考。我重点钻研这些，再将研究心得传授给大家，为他们亲自示范指正，这样才能有所提高。再如，障碍比赛共有20个障碍物，这就涉及到五六十个动作。我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运动员在短时间内掌握全部动作要领，而是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我挑选出每个队员们薄弱的环节，反复磨练，不练到熟练绝不下课，督促我们的队员不断挑战自身的极限。
　　这即是我所推崇的训练方式。我们没有先进尖端的武器设备，但我们有坚强不催的意志力。我们的五项队可以克服重重困难，不断迎接新的挑战。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有一种良好、正派的作风和传统。我坚信，如果一个单位没有好的作风，那么没有成绩的不会出成绩，有成绩的也巩固不了。但如果一个单位有了好的作风，没有成绩的会做出成绩，有了成绩的能够巩固成绩。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也如是说。这不仅仅针对我们军事五项队，它可推广至任何单位、任何部门。好的作风、好的传统是顺利开展任何工作的有力保障。
　　我的一个四川战友沈瑞明参谋，他的儿子曾在我的指挥下，在志愿军后队打篮球。沈瑞明的儿子对他说：“我那个队长真厉害。累得我都筋疲力尽了！”待他见到我后，对我调侃：“老韩你这个玩命屠夫，把我儿子都训练成那样了！”我对手下队员一视同仁，训练时从不徇私手软，从来都是争取最高效、最大限度的训练。“极限训练法”是我最常采用的方法。我们每个人都是，精力充沛的时候做任何事情都很好，但等到身体疲劳之后，许多动作的训练就不那么随心所欲了。极限训练法是一种发掘运动员们这方面的潜能的有效方法。只有当他们可以在疲劳至极、体力透支的情况下，身体还能本能地做出反应，完成动作，这才算是真正领悟了这个动作。这是我亲身体验出的结果。而我从前可以带枪跑步超过那些徒手的士兵，就是由于我确实掌握了这些技术动作的要领，能够熟练并有技巧地应用，才可以从根本上体现出成绩的提高。  
　　我对每个队员都如此，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要想孩子成才，我必须要不厌其烦地反复传授。今天讲，明天教，日复一日才能够不断完善进步。五项队的技术动作确实复杂，动作要领又很繁杂，只有我的队员全面掌握了这些内容，他们才能够真正获得提高。我就是在不断指引他们进步的引路人。  
　　精益求精是我的追求。在我手下训练的五项队队员，有些可能训练2年都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这些人并不是不优秀，只是他们不能全面发展。有些人可能四个项目无人能及，但偏偏游泳成绩很低，那么加权平均之后依然不能出战。这其中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既然达不到规定的水平，我们就绝对不会派遣出战。而其余的运动员，更是要在训练中多加指导，争取更大限度的提高。毕竟这是为祖国争取荣誉的事情，队员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  
　　在我的率领下，中国军事五项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训练，不断争取进步。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塑造着“军事五项队”的形象——精益求精、进取正派，这是我们的追求。在这种环境下训练成长的队员们，也必将更加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体育事业中，力争取得更具突破性的成绩！
　　我刚组建的军事五项队要想参加当届的国际比赛，时间非常紧张。不到1年的时间内，我们要完成5个项目的训练。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虽然压力很大，但是我能够坦然地接受。我亦相信自己有实力做到最好，毕竟我在“文革”之前就积累了许多军事三项的经验，而我为人又踏实肯干，我相信自己绝对能够胜任这个工作。面对领导的殷切期盼，我还立下了军令状——第一年参加比赛进入前十名，第二年挺进前六，第三年就要位列三甲。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和刻苦训练下，我国军事五项队顺利出战1981年的国际比赛，并取得了第八名的好成绩。外国武官评价我们：“你们中国了不起，中国这个项目未来的发展趋势无可限量。未来的冠军属于中国！”这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有了这次的好成绩，我们的队员也更加勤学苦练，做到“苦练不傻练，巧练不偷懒”。有了实际比赛的经验和在日常训练中领悟的关键，我能够更好地分配队员，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技能，集体通力配合，实现为国家、为军队争光的最终目标！
　　1982年，我国军事五项队第二次参加国际比赛，按我自己军令状所述应进入前六名，但因东道主阿根廷与英国发生战争，比赛取消。 
　　隔年，即1983年在荷兰展开的比赛，我国军事五项队异军突起，一举成为比赛中的黑马，脱颖而出，收获冠军宝座。能够在第二次实战中就取得冠军，这在整个国际军区中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国军事五项队的盛名至此享誉海内外，我们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  
　　夺冠之后，我部门身份不可同日而语。五项队原属团职单位，若要提高整个队伍的待遇升成师级，就要扩充形式，改为“八一军体大队”。 
　　“八一军体大队”并不只有军事五项队，还包括击剑队、射箭队、铁人三项队、现代五项队、马术队、跳伞队、滑翔队、滑雪队等。这管理者的权限更多，责任也更大了。在这个时刻，组织上再次肯定了我的成绩，进而任命我做第一任“八一军体大队”的第一副大队长兼训练科研处处长，相当于师职。一人身兼两要职，这在军体大队至今为止的历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为了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对待工作更为敬业、勤恳，一步一个脚印，保证不出现任何问题。
　　军事五项队能够发扬光大，和历届队长对于军事五项队奋斗精神的坚决贯彻密不可分。自军事五项队创建以来，它在七位队长的带领下，成长愈发优秀。这七位队长依次是：韩桂山、赵培臣（政委、已故）、王克忠、李忠娃、白月友、骄力鸣、潘新庭及王恋英。  
　　军事五项队的赫赫战绩永载史册，后更被军委和国防部总参谋部联合授予了“英雄军事五项队”的光荣称号，这在全军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授予此光荣称号时，我已不在五项队任职，但作为我国军事五项队的创始人、第一任队长，我也受邀参加了此次授封仪式。授封仪式在国家军委办公厅举行，由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授予。对此，我感觉十分光荣与自豪。
　　自我之后，如今的五项队已经迎来了它的第七任队长，但我在军中的影响力依旧。2010年，我国军事五项队在荷兰举行的第57届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中取得了男子十五连冠以及女子十连冠的好成绩，举国庆祝。部队特邀我参加庆功会。会上，军训特种兵的陈部长和王部长一左一右地陪伴着我，这就是对我这个五项队创始人的尊重和重视。而我五项队的光辉战绩也是我永远的骄傲。  
　　除了体育方面，我们运动队中还出现过3个全国人大代表，五项队占据了其中2个名额。这些贡献不是寥寥数语可以阐述清楚的。五项队对我们祖国、军队的贡献都是难以衡量和计算的。能够培养出这样一支队伍，能够在这支队伍中任职，是我一生的骄傲和安慰。  
　　五项队能够发扬光大，和历届队长对于五项队奋斗精神的坚决贯彻密不可分。我们这些历届队长彼此相亲相爱，共同为建设更加优秀的五项队努力着。在我之后的第二任队长如今已经先去，还有我们曾经的政委也早逝，空闲之余，我时常会去慰问他们的家属，关心他们家人的生活。我们这些历届组织者都保持着联系，时刻关注五项队的发展和进步。
　　如今，五项队已经迎来了它的第七任队长王恋英。王恋英是个女同志，也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她曾取得过五连冠的好成绩，后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十分了不起。王恋英的实力毋庸置疑，我也相信她能够胜任这支优秀队伍的队长一职。在她的带领下，我国军事五项队蝉联男子十五连冠和女子十连冠的佳绩。这也是对她能力的肯定。这不仅仅是冠军的荣誉，更是在国际上树立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望和威信。  
　　为五项队庆功时，我讲了这样一番话：“同志们，咱们的荣誉可以说是这一生中至高无上的荣誉。军队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那都是我们经过努力，流血流汗才换来的。这支优秀队伍的成长，就是我们的成长。同志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队伍，爱护军事五项队，爱护军体大队！”我这一番诚挚之词博得了在场众人的喝彩。话虽不多，但体现的是我们的精神——我们队伍中的好作风，正气之风！  
　　勾心斗角、注重私利只能拖垮我们的队伍，制约五项队的发展，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刻苦认真的训练态度、积极进取的奋斗目标才是我五项队的风格。我相信，在我们队员和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五项队也一定能够继续向更优秀的状态发展！
　　工作突出新职位
　　早在1964年，我因为在军事三项方面有突出贡献，得以担任国际裁判长一职。组建军事五项队之后，我的经验更加丰富，每次比赛时都要担任总教练一职。国内领导指示我要认真对待这项任务，这是上级十分重视的项目。故而，我严格对待每次比赛，认真贯彻领导指示、履行国际比赛的精神，还同时担任着裁判长一职，组织得很有成效。
　　1988年，在迟浩田总参谋长的指导下，我再次身兼裁判长的职位。这时，我要负责的已不只是军事五项这种单项比赛，而要对各个比赛严格把控。规划、规程、抽签，甚至连比赛的编组这些小细节都要我一一负责。对于我们裁判组的工作，各个国家会作出评价。毕竟若是比赛中的组织活动进行得顺利，那么各个国家的成绩和水平都会有突出的表现和提高，这就体现出我们组织纪律程序的科学性了。除了比赛场地这种客观要求，生活保障也是我这个裁判长需要考虑的问题。各个赛场的情况和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关，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不尽相同。我需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况，对运动员的食宿训练、场地要求、比赛规程等做出精心准备，这样才能够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也可以认真落实我的责任。 
　　我就是这样一种人，凡事一步一个脚印，绝不浮夸、偷懒，只要认真努力过，我便能很坦然地面对我的成绩和收获，但求问心无愧。
　　岁月拾留的回忆－－1958年德国行
　　那些国外比赛和工作的日子，我用文字记录下了做客异国时所经历的点点滴滴。现在，每当我翻阅这些熟悉的文字，眼泪不禁潸然而落。这些用青春的年华堆砌的回忆，在我年老之时，就像父母所馈赠的生命般贵重。告诉过去的自己，我依旧无愧于曾经。 
　　8月28日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国。 
　　解放军体育代表团赴民主德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友军运动会。我作为代表团成员，以田径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实则我是军事三项队的领队、教练、运动员。 
　　我们28日早晨8时20分由北京机场起飞，12时30分抵达蒙古的乌兰巴托机场，短暂的停留。我们在机场就餐，第一顿饭很难吃，一进餐厅的大门就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传来。13时30分从乌兰巴托又起飞，15时到达伊尔库茨克。  
　　明日改乘苏联民航飞机。伊尔库茨克地属西伯利亚气候，一下飞机就有种冬日来临的感觉。 
　　9月26日 
　　这几天各项赛事都要在一起完成。我能参加的比赛项目是铅球，在这场比赛中，我还战胜了蒙古运动员。 
　　在战斗性多项（军事三项）第一天的障碍比赛中，我的成绩最佳，名列前茅，遥遥领先。新华社发了消息。 
　　第二天投弹比赛，第一弹偏了一点，但两弹打到中心，得了满分。 
　　第三天是射击，决定最后名次的关键一赛了。如果射击得理想，这三个项目加在一起很成功，决定了总名次，取得了战斗性多项运动总分第一名，为祖国争了光。 
　　1958年军体冠军时新华社发电 
　　韩桂山在战斗性多项比赛中领先 
　　综合新华社讯 在友军运动大会25日和26日的各项比赛中，中国运动员获得了游泳团体总分第三名、手枪速射团体总分第二名和自选小口径步枪英国式竞赛团体总分第三名。韩桂山取得战斗性多项运动领先地位。  
　　这次运动会的游泳比赛25日已经全部结束。最后结果是：苏联队获团体总分第一（187分），波兰第二（152分），中国第三（120分）。 
　　手枪25米速射和自选小口径步枪50米三种姿势射击已经结束。匈牙利队获手枪速射团体总分第一，中国第二，捷克斯洛伐克第三。 
　　25日篮球最后循环赛，匈牙利篮球队胜中国队，比分是102：75。26日，保加利亚队胜中国队，88：77。 
　　在自选小口径步枪英国式竞赛中，苏联队以2307环获团体总分冠军，第二名是民主德国队（2307环），中国队获得第三名的成绩是2306环。 
　　中国田径运动员韩桂山带病参加26日的战斗性多项运动比赛，但是仍然获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他的通过障碍地带的成绩是56.8秒，手榴弹投准成绩是19分，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成绩是七十八环。据初步计算，在五天来的战斗性多项运动比赛中，三项加起来的个人总分，以韩桂山为最高。这项比赛将在27日中午结束。  
　　9月29日 
　　这次比赛，我是在发烧39.6℃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比赛的。代表团党委、首长动员我，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放弃比赛吧！我在想，党和人民培养我，领导同志们信任我、鼓励我、支持我、帮助我，不远万里来到德国。若是放弃了比赛，实在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自己的培养教育。我表示，请党委和首长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参加比赛，赛出好成绩，向党向祖国人民表达我的忠心。最后赢得了冠军，荣誉是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集体同志们的！新华社和外国记者采访了我并发了报道。  
　　外国朋友向我表示祝贺，中国代表团的首长和同志们向我表示祝贺！ 
　　今天在十万人的莱比锡运动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运动场上升起来了，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同时给我发了奖状、奖杯，挂上了奖牌、纪念章。多少个少女向我献了花。我激动得流下了幸福的眼泪，这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在拍照之后，我高举奖杯绕场一周，向十万观众表达我对他们的致意。  
　　可想而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赢得荣誉的心情……
　　1961年苏联行
　　10月4日 苏联 
　　开幕式 
　　第一届社会主义友军军事三项冠军赛开幕了，我被选为升旗代表。气氛很好，各代表队对我很友好，并向我赠了队旗。这次我代表队没做队旗，在这个交传上我显得有点被动，以后出国注意这件事。 
　　开幕式后，下午进行射击比赛，准备工作尚好，比赛没出什么问题。但是运动员紧张过度，邢清计连出三个单发，强俊辉在报告好了之后不拉枪机，打了一次瞎枪。比赛成绩大有下降，中国仅获第二。 
　　邢清计连出三次单发，紧张原因。强俊辉在报告好了之后不拉枪机，在正式射之后不又产生紧张吗？！ 
　　10月5日 苏联（节选） 
　　上午进行投弹比赛，临场指挥没出问题，比赛成绩比国内上升。从运动员的心情看，教练在比赛中的临场指挥，有他一定的作用。 
　　下午进行通过障碍的比赛，成绩不很理想。
　　1963年蒙古行
　　7月20日 蒙古宾馆 
　　射击比赛开始 
　　今天开始比赛的只有七个国家，我队成绩很不理想，比在国内下降很多。运动员出场后很紧张，八个人五个人出了单发，技术还是不过硬。技术失调，说明平时严格要求不够。 
　　今年出国前进行过比赛的，理应打得好一些才对。为什么打不好？不是没技术，而是心理训练不够。 
　　晋级外国射击队水平很高。中、苏两国枪支都有不及格的地方。我和苏方一拉拢，两个国家的枪支就合乎要求规定了。 
　　第一次射击没打好，晚上全队召开了誓师大会，每个人都表了态，发了誓言，下了狠心。有的说，障碍比赛时你们在终点拿担架抬我，爬也要爬到终点，绝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丢脸，不给几百万解放军丢人。十一人一块表示，攻下堡垒，打击修正主义，为毛主席和祖国争光。  
　　7月21日 蒙古宾馆 
　　投弹 障碍比赛 
　　我代表队以总分17729分的成绩获团体第一名，谢荣章获个人第一名。升了两次国旗，奏了一次国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争了光！ 
　　在第一次失利的情况下，转败为胜了，说明解放军在困难面前不示弱，在失败面前不低头。射击、投弹均为第六名，障碍第一名。强将手下无弱兵。他们说障碍是我教的，受我的影响，我们才能在昨天和上午失利的情况下，迎头赶上来，在失利中转败为胜。  
　　除主观努力外，外来的力量不可低估。参赞同志讲战斗故事，临来蒙时陈毅副总理的赠言，如何对待困难，如何认识胜利，要解决好这两方面的问题。 
　　障碍是我长项，技术发挥很正常。前400米发挥得更好，后200米练得还不够，也不狠。 
　　7月24日 蒙古 
　　使馆的评价 
　　上午我们向使馆党委汇报、告别。 
　　谢大校说： 
　　你们完成了任务，赢得了荣誉，保持了双赢。领导们好，运动员也好。 
　　你们发挥了平时政治严谨的风格，队员们表现是为祖国、为集体，比赛完了之后躺在地上不能动了。这是高度积极、热爱祖国的表现。胜不骄、败不馁，有些地方就是气可鼓而不可泄，你们做得好，要再接再厉。  
　　他又说，第一次没打好，第二、第三次，如果能善始善终就更好了。 
　　关于硬功等问题，他说，要求要严格，要适应各种情况，光是服从要求还不够。 
　　最后他说，你们这次是政治技术双丰收。 
　　富参赞说： 
　　你们在几千人的场面升了国旗，奏了国歌。 
　　我们的成绩从内部来说不够理想，但地形在海拔1380米，射击场高达1400米的地形上取得这样的成绩也算不坏了。开水在80度就开呀！ 
　　赵参赞说： 
　　回去要好好的总结，平时与比赛的政治工作、临场严格、训练中的严格要求等还有些问题。 
　　中午大使馆吃饭送别。下午3时乘火车离开蒙古返国。
　　1965年波兰行
　　9月2日 赴波兰华沙比赛 
　　9时30分乘3次特快列车赶赴波兰。 
　　在出国前因为带医生的事情我同程队长意见不统一。最后张医生还是出国去了。 
　　代表团团长程英杰，副团长韩桂山，国际裁判韩桂山，翻译代军，总教练韩桂山，教练温国辉，医生张明月同志。 
　　国际体育代表韩复东副部长，翻译为外交局的刘滨月同志。 
　　程英杰同志主张让体育学校出一名医生，是他在体育学院的朋友，我不会同意让他这样干的。我在带医生的问题上早已同部首长表示过我的意见，要以工作为重，不以人际关系为重才对。 
　　去年的前六名都没进入名次，只有去年没名次的黄尔铭同志获个人第二名，团体由第一落到第二名。 
　　9月8日 苏联 
　　上午10时40分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中国下午4时40分，全体同志住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二楼。 
　　积极工作，争取早一点进行活动，别忘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比赛。 
　　启迪大家要有自豪感，我们是毛泽东的战士，要有信心，自豪感。在人们脑子里有个毛泽东，天不怕，地不怕。有自尊的人就不会有自卑感了。经得起胜利，也经得起失败。要有敢于藐视对方。从技术上看，虽然去年苏联没有去，我们的纪录在，应该是他们怕我们，不应是我们怕他们。  
　　从政治上讲，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从技术上看，我们比他们强。 
　　在落实作风上，作风要过硬，吃大苦耐大劳。再一个是落实好这几天的练习，运动量要逐渐加大，场地特点不要低估。 
　　我几次在国外受到好评，除了其他因素，很多都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换来的。 
　　多听少讲，人人夸奖； 
　　寡言多闻，人人欢迎。
　　1975年西非行
　　4月19日 第一期 （我们的国外生活用简报反映） 
　　我们的专家组一行7人于3月25日启程离京，27日到达马里首都——巴马科，路上安全无事故。到达巴马科之后，受到使馆党委领导和专家组的欢迎。使馆党委成员接见了我们。大使做了指示，武官介绍了马里情况，给我们指明方向，明确任务，提出要求。同志们满怀信心地完成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外训任务。在使馆党委直接领导下，根据国内指示精神，我们同马里参谋长布加里?桑加富和参谋部协同作战活动。第三办公室主任乌斯曼?库里巴利对如何执训中马协议问题进行了商谈，气氛比较友好，对我们工作比较支持。在商谈过程中，贯彻不强加于人，不轻易表态的精神。20天半，全体同志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认真看书学习，政策观加强，遵守外国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逐步适应天热、干燥、视察的特点，团体协作，带病坚持，积极地进行工作。军民团结较好，受到领导与群众的好评。  
　　下面着重比较来马里的涉外活动情况： 
　　一、4月2日马军参谋长布加里?桑加富接见了专家组韩桂山组长，并引见了参谋部军方训练办公室主任乌斯曼?库里巴利和联络官杜尔。参谋长布加里?桑加富向我们表示，他对中国过去所给予马里慷慨的无私的援助表示感谢，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我们在马里的训练方针、培训内容、时间、人物和对象等问题都表示赞同，并说，你们的设想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你们可以依此精神，安排第一期军事体育骨干训练计划，训练地点在库利科罗。  
　　我们对他提出的有关格斗训练问题，按国内指示精神和武官的意见，做了解释和说明。 
　　商谈后我们立即着手计划了第一期军体骨干训练计划。 
　　二、4月7日，我们国家参谋部军事训练办公室主任马乌斯曼?库里巴利一起，对第一期写了教育骨干训练计划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听过我们对计划有关问题的阐述和解释后，他基本同意第一期军事体育训练计划，并要求我们尽快地按计划实施训练。他说，训练过程中我要常去你们那里，要看一看你们训练的内容，然后决定什么内容应该保留、增加和改变。在研究过程中，他还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他指明，训练计划中的刺杀训练内容，没完全包括马方所说的格斗训练，他根据军兵作战的特点，再一次的要求我们增加格斗训练内容（佩刀、日本柔道式的格斗、徒手夺枪）。 
　　2．对我写教材中，100米障碍比赛设置5个障碍物，他认为障碍物数量太少，距离太短，能否增加到20个障碍物，距离改为500米。 
　　3．他还提出是否可以搞武装调度训练。 
　　我们对上述所提意见是： 
　　1．关于增加格斗问题，据说马军国防部长基西马?杜卡拉访问我国时，在196师曾参观过表演的徒手投枪、佩刀格斗，故马军多次要求我们帮助进行此项训练。对马方的要求，我们根据国内指示精神，进行了婉拒，但几次说明马方仍坚持其意见。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估计今后马方还会提出，这将势必给开展工作带来困难，造成被动。如何处理，请领导进一步决策。  
　　2．关于增加障碍物的问题。我们打算以军体教材中100米的障碍物训练为主，结合马军特点，适当地增加一些障碍物，可放在天然障碍物训练中进行。 
　　3．关于是否搞武装调度的问题。武装调度是我写军体教材内容之一，但属于中马协议之外的训练科目，据说巴马科、库利科罗附近河流有血吸虫祸害，不能进行游泳调度训练，又因为马方第一次提出，故当场我们不便于表态。  
　　我们根据商谈精神，与马方代表协商市场选择材料，修建场地，进行备课。亲自动手制作训练器材（单、双杠，木马，刺杀靶，障碍物等），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第一期军体骨干训练计划为4个月，争取4月下旬开始。  
　　我们在领导和兄弟专家组的帮助下，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基本上解决了在库里科罗建点进行工作的食宿问题。于4月14日搬住训练点，30名学员同时集中于库利科罗。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已于5月20日正式开训。学员共30名，全部为军兵，军训为4个月，预计9月中旬结束。这种加快开训速度的指导思想是符合马军国防部和参谋部的精神，同时也满足了学员的迫切要求训练的愿望，所以开训后，学员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很大的动力。  
　　我们在库利科罗生活条件很差，无电缺水，气候干热，蚊虫毒蛇较多，全体同志体能普遍下降。近来患病很多，特别是跌伤扭伤不断地发生。 
　　我们时刻要想到，我们是革命者，要听从毛主席的话，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继续革命者的印记。 
　　1976年4月28日（节选） 
　　在我的人生历史上，在祖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走遍祖国各处，在国际上我走过许多国家。冬去春来，花开花谢，在几十年的生存、工作、战斗中，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了一颗勤恳敬业之心，不断地在祖国这块大地上，在国际的土地上，耕种挚爱的情怀。  
　　在几十年的奋斗中，由于主观的努力，我赢得了中外同行、专业技术同行的敬佩的目光。 
　　作为一名专业体育工作者，我应，也应真心地显示我们的风范。所以这次出国我任专家组长（师职干部才可任组长啊）！
　　1980年联邦德国行
　　8月18日 
　　上午参观德国队的投弹训练，他们的投弹一致性好，强调手、腿固定和腿的力量。 
　　11时召开记者招待会，会前五项主席奥地利中校和我交谈，之后大会总负责人工程兵学校长迪比拉将军又与我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交谈。 
　　在记者招待会上首先介绍了友军体委正式代表邦斯塔德少将（挪威）,军事五项主席中校(奥地利),大会总裁判赛义上校(联邦德国),还有去年冠军尼娜贝尔等。 
　　会议开得简练明了，除此之外，还安排了地方性的小型比赛，促进学习，互相提高。现在参加军体会的理事国78个国家，这个项目是军事适用项目，要很好地开展，就要多组织竞赛。 
　　有人问到，经费如何解决，主席讲由军资中开支。 
　　对中国代表团非常友好。 
　　下午在领队会议上讲了比赛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晚上8时看电影，介绍慕尼黑…… 
　　晚9时至11时，以赛义名义举行招待会，在此，同法国、阿根廷、慕尼黑、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等国代表团长接触。热情，友好！ 
　　8月19日 
　　上午看射击、越野，我们主要缺少枪支。 
　　下午3时开仲裁委员会，讲了点名，交待注意事项，不一而论的正常事项。 
　　4时半由联邦德国陆军总督察长布朗特中将、体委正式代表邦斯塔德将军、工程兵校长迪比拉将军接见与会代表团长和武官，美国武官和各国代表团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林武官、熊休武官、我队全体参加接见和出席开幕式。15个国家入场式，总督察长讲话，体委代表讲话，升会旗。结束后，举行了招待会，我们还看了足球。 
　　瑞士代表团长还高度评价我34届代表大会。 
　　奥地利友军体委代表讲，明年在我国举行五项友好赛，参加的已超过历届了…… 
　　在开幕式的接见中，非常友好，很多代表团长找我，特别是美国武官更为活跃。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翻开这记录着我年轻时辉煌人生经历的日记，往事历历在目。字字句句，记载着的不仅是我丰富多彩的人生，更有那一颗永远活跃的真心与一片热情！
　　蜡炬成灰始方然－－返聘做贡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退休之后，我依然保持活跃的精神状态，不断为需要我的人们做贡献——部队返聘，继续训练体育人才；贡献军校，为教育事业做先驱；奋击糖尿病，为更多和我一样的患者带来福音；慈善捐款，尽我所能回馈社会。  
　　军委对于部队干部的退休问题有着明确的年龄限制——师职干部55岁，军职干部60岁，中央军委的领导则是65岁至70岁间。这和我们军队的编制有关——高级干部若是到年龄不退休，那么下面的新生代领导也会因为没有职位空缺无法提升。故而只要到了一定年龄，我们这些老干部也同样要退下一线。  
　　1988年，军体大队授军衔，我那时已年过55岁，不能继续授衔。而我按照师职干部的标准也到了退休时间，自然就退居二线了。但是部队领导舍不得让我走，肯定我的工作成绩，又将我返聘了回来，仍让我在原位置工作，只是没有了领导职务的身份。但我却感觉这之后的工作比我以前任职时的要求更高、更细，对我的挑战和要求也更大了。  
　　虽然同样是五项队的工作，但返聘回来和之前面对的工作也不完全相同。组织上令我组建一支新的“现代五项队”，并带领队伍到山东肯内基马场进行训练。就我自身来讲，我是个喜欢挑战的人，这个新的任务将让我去面对更多新的尝试，让我十分期待。初接这个任务，我认真分析、挖掘任务中的新技术、新特点，思考训练的方法，想着如何才能更好地为部队输送人才。我曾向他人如此评价自己：“我这个人，只要是领导给的任务，就有一种爱国、爱军队的思想，我就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困难，挖掘出潜力，创造出成绩。”诚然，我也确实是如此做的。  
　　我所在的二线虽然同是训练军事五项的内容，但重点有所区别——我所领导的队伍是为了给奋斗在一线比赛的五项队培养接班人，也就是培训集训队队长的地方。一线队伍在前方为我国争取荣誉，我就在二线为他们源源不断地输送骨干人才。这样的任务让我感觉自己并没有脱离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军事五项队，感觉五项队的一切仍与自己息息相关，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面对军事五项比赛中我国男团十五连冠、女子十连冠的优异成绩，我一度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不是一年两年的热情，而是持之以恒的坚持与执着。 
　　说到五项队的坚持与执着，这不得不再次提及我们队伍中的好风气。从初涉此项目的新生队伍到先进夺冠的强劲雄师，这期间，我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和培养新生力量，才能够保证我们的队伍始终居于不败之地。而这些赛场上的出色表现则是我们运动员背后无数日夜的辛苦奋斗换来的。在这个艰苦又漫长的训练过程中，我始终陪伴在他们身边。  
　　我是个乐于打基础的人。面对我的队员，我不是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地命令，而是贴近队员，和我们的同志同吃、同住、同训练，对他们比对自己还要关心和爱护。小到细节处，如队员们的鞋子应该如何摆放，部队里是有规定的，我负责督促他们摆放整齐，鞋尖都要指向同一个方向。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我要从小细节处开始培养他们。但我对他们严苛又不失关怀。部队配发的床单不好，我把钱节省下来，给每个队员买新床单，整齐划一。而训练时，我亦是严格要求，培养队员们勤学苦练的品质，轻伤不下火线，积极投入到训练中。既然我的任务是为军队培养优秀的后备力量，那我就要竭尽全力完成任务。以前当领导的时候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么大量的事务，返聘回来后，我则是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训练当中，从最基础的事务做起，从基层把握，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除了八一军体大队的内部事务，我偶尔也会负责一些军外事务，如跳伞队。这本是空军管理的队伍，但有时比赛训练时，上级也会要去我去参观检查。还有宁波海军的划船队、沈阳军区的滑雪队，这些我都有接触。分散在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我负责到各地协同组织各类比赛，也帮他们解决一些其它问题。若是在各军区任教时遇到困难，我则会主动研究解决方案，不能处理的问题及时上报，请求上级做出指示。正是我这种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处事原则，使得我经管任何事业都能够做出一定的成绩。而这些成绩就是对我努力工作最好的回报。  
　　虽然一生都在为部队体育事业做贡献，但我并不局限在部队这一小方天地中，这以外的工作我都积极开拓。铁路方面的培训我也参加。北京－成都、北京－福建、北京－广州等诸多路段的人员我都熟识，也会为这些车段的列车长等进行业务培训，为他们讲课，类似于校外辅导员的工作。虽然我并不能在专业操作上给予他们指导，但是我可以在宏观思想、方法上引导他们更好地开展工作。这样的工作我参加过3期，每期都有近百人来听我的讲座。会上，我向他们传播解放军的光辉传统，让与会人员将这些精神带回他们各自的单位继续发扬光大。我利用自己在军中、在士兵心目中的影响力对众人进行艰苦奋斗教育，希望能够深化众人爱岗敬业、认真工作的精神。  
　　这些就是我返聘回到部队后从事的主要工作。我继续在岗位中发光发热，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处抓起，切实为国家创造业绩，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更不虚度我宝贵的光阴！
　　威武雄狮律己兵
　　1981年，我国解放军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在南口举行。我以参观者的身份参与了这次演习，并照相留念。 
　　这次大规模的华北军队大演习，充分显示了我们军队的战斗素质，达到了对内、对外的宣传效果。同时，这次大演练也是一次组织活动，沟通了各个部队的人员。演习当日，各个军兵种齐聚一堂，进行实战演练。多兵种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在演习中展现出了十分震撼的军队战斗力。作为一名军人，我有幸参观这次演习，亲身感受当时壮观的景象，更觉鼓舞。这让我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终于开始腾飞，再不会任人欺凌。任何压在我们中国头上恣意妄为的人，我们都有绝对的能力和能量进行反击。此外，看到如此恢宏的战斗场面，如此整齐划一的作战部队，亦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一定也可以将我们的军事五项队训练得更加出色，亦如我雄起的华夏雄狮，俯瞰大地！  
　　及至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建国35周年大阅兵活动。这也让我再次见识到了我国解放军队伍的成长。邓小平同志曾在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打倒，但1984年10月1日，他再次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经历了这许多浩劫的冲击，他依然能够坚强地站着，领导我们的国家，领导我们的党和军队。邓小平的崛起仿佛也在预示着我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那些动荡的冲击后，我们的祖国也必将迎来更崭新的未来。身为一名中国军人，我以此为傲，以此自豪！  
　　但是国家的进步、军队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部队的成长需要我们每一个士兵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1981年、1983年，我国先后开展了两次严打。而在1983年这次全国范围的严打过程中，我所领导的军事五项队也属于严打对象。期间，有组织前来审查我，调查我素日的工作是否有违背组织规定的问题。但在反复的调查、了解和考核后，我韩桂山不仅没有任何一点违背组织要求和规定的，而且还受到了上层组织的表扬。  
　　为了训练和比赛，我时常有出国的机会，但我从来没有以此谋取私利。自第一次出国考察起，我为每一位考察人员购买了计算器，仔细斟酌我们的每一笔开销。我决不会因为来到国外无人看管就放纵自己，始终保持在国内的勤俭作风——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一分也不浪费。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出行时不仅不会出现贪污浪费现象，甚至还为国家节省了经费。回国后，我亦会将这些剩余经费全数上交，决不藏私。  
　　我以这样的要求严格约束自己，同时也带动影响身边的人。从自身做起，从根本上建设我们的国家，维护我们的部队。
　　军校教育
　　离休之后的生活，虽然我被返聘回部队继续工作，但依旧比从前轻闲许多，我也得以有更多的经历来参与一些其它的社会活动。 
　　届时，作为一名一生戎马的老同志、第一届世界冠军，时常会有学校的老师邀请我为他们举办学习班，向学校团组织中的领导、校外辅导员等讲解艰苦奋斗史，讲述我们解放军中的一些英雄模范事例。这些人在接受教育之后，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学校的学生，对学生们进行再教育。对于这种积极的教育方式我很赞同。正如毛主席曾提到的：未来的接班人，就是年轻人。这就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诚然，我们这些老人或许已经不能再参加到年轻的队伍中去，但是我们希望国家富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殷切希望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为此，我也利用精力之余，为新生代的教育做贡献。  
　　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必然会有新生事物产生。它会在社会上产生新的影响力，比如少年军校。最早是在我们营房的墙外，位于辛庄的地方，我国第一所少年军校成立了。建校后，我受聘出任少年军校校长。而后，丰台区各个小学接二连三地聘请我做顾问，同时，我也收到了丰台教委聘任我做军事总顾问的邀请。考虑到能为国家未来人才的教育做出贡献，我义不容辞。承接下这些任务，我就要履行自己的责任。我每日为那些学校骨干传授经验，讲述奋斗实例，号召所有同志一起遵守纪律、保家卫国。  
　　有时，我也会亲自给那些年轻的小孩做辅导。讲到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时，我化名为“程桂山”，以我的事例来教育他们、感动他们，但并不宣传夸赞自己。我的高尚品德深受学生们的敬佩，他们也向我索要了许多我当年夺取冠军时的照片，很推崇我的品德。  
　　20世纪90年代是我在教育方面成绩最为突出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我和现在的向红丁 一样，在教育事业中很有影响。而因为我的工作表现十分出色，团中央和中国少工委都曾授予过我“星星火炬”荣誉证章、证书。能够在教育战线上取得如此殊荣，对我来讲，是件万分光荣的事情！
　　回首军旅生涯
　　回首我这一生的军旅生涯，支持我获得如今地位和成就的不外乎两点——忠诚、勤奋。
　　自土地改革让我接触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我就一心向党，一心忠于党。进入部队以后，部队严明的纪律始终鞭策着我不断严格要求自己。“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这话看起来直白，但却深刻，我也一直坚持贯彻执行——禁止吸烟就不吸烟，不让喝酒就不喝酒，打架不好就不打架。凡是组织上要求的，我都严格遵守，那些违反纪律的事情从来与我无缘。有些人不懂得组织纪律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会犯些错误。而我由于早期接触过些教育，思想更为先进些，绝不会明知故犯，始终严于律己，忠诚于党。 
　　不仅我一人如此，我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带动我周围的队员。1952年，我还只是一名普通的青年团员，在组内担任副班长的职务。但我会对自己组内的成员严格要求，带动他们共同上进。最终授奖时，我队六人全部立功授奖，我是真心为他们高兴。后来代表国家出战军事三项比赛，带队夺取军事五项冠军……我始终不忘发展周围的优秀同志。我相信，只要更多的人得到荣誉，我们的国家也会变得更加富强，我们的军队必将日益强大。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优秀人才，这就是我对党、对国家最高的忠诚和贡献！
　　于我自身，我更是个勤奋进取的人。部队的生活很艰苦，要想取得成绩，就要能吃苦。入伍最初，我们都是一样的贫苦大众，但是有些人面对困难畏惧退缩，有些人则是迎难而上，这两种不同做法产生的结果也截然不同。我属于后者。我从不相信世界上有无法逾越的困难，无论摆在我面前的是何艰难险阻，我都会千方百计地克服，决不绕道而行。这样的付出亦必然有所收获。我可以评优立功、夺冠扬名，这绝不是白来的午餐。每个人都必须有所付出才会有所收获。我付出努力，所以收获荣誉。而这些荣誉则不断推动着我追求更高的境界。
　　我凡事不甘落于人后，做事必然做出成绩。我善于通过事情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之后不断前进、不断提高。为此，我可以忍受任何的苦难和折磨，我永远都在攀登着更高的山峰！勤奋努力，收获成果，激发动力，攀越高峰。这就像是一种正向刺激的循环，在指引我不断成长和超越！
　　总结概括，部队里的生活相当于对我们心灵的净化，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德行的考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完善自身，吸收经验，获得成长。那些荣誉也会纷至沓来。
　　我把荣誉看得高于一切，这并不是对于外在称号或物质的追求。在我看来，荣誉是对每个人一生贡献的总结和肯定。如果人的一生没有荣誉是可悲的，我不愿那样庸庸碌碌地过完我的一生。部队的军旅生活给了我表现自己、实现自我的机会，那我就竭尽全力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荣誉！事实上，我也确实这样做了。人生数十载春秋，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为我热爱的祖国，为我们的人民军队做出贡献，我心怡然！
　　“抗糖英雄”
　　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我国广州举行。
　　虽然我已经退休，不能亲身参加亚运会，但我还可以从旁协助处理其它的工作。当时总务处的处长询问我：“你是搞总务、搞宣传，还是搞竞赛啊？”我思量了下，从事体育工作这么多年，向来都是别人为我服务，我却从来没有为别人服务过，故而想尝试下总务的工作，我的要求最终获得了批准。那一年间，我周旋忙碌于亚运会总务事宜，甚至没有回家吃过一顿饭，也就是因为那段时间的频繁应酬，导致了我身体的变化。我原来的体重稳定在70公斤，但在亚运会工作筹备期间，我的体重一度增加到87公斤，后来又莫名瘦了下来，甚至比我原先体重还要低。  
　　等到亚运会工作结束，我回到单位后，听从同事的劝诫，我来到了301医院做身体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我被确诊为糖尿病。那时，我国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水平有限，医生只是嘱咐我定期服用优降糖这种药来控制血糖，其它的就只能从饮食方面自行节制了。但我也不懂这些，即使被告知是糖尿病也并未放在心上，还以为糖尿病也是可以根治的。就这样，在最初住院那几天中，经由药物控制，我的血糖得以恢复正常，但是出院后，我又开始放肆自己的饮食。  
　　过去在运动队里，我酷爱吃水果，每日非三五斤水果不可，至于正餐，自然就差些。这习惯陪伴了我几十年，一时间难以更改。因此，我的糖尿病一直反反复复，我也一直周转于家和医院中。最严重的一次，我住院了72天，血糖一直居高不下，这都和我爱吃的习惯脱不了干系。虽然在医院里，医生会规定我少吃，但我控制不住，就会自己想办法。我帮负责配饭的小同志洗洗碗，做些事情，让她再分给我一个鸡腿或是其它的食物解馋。
　　如此这般，我在七八年间反复住院，血糖也是忽高忽低。后来医生建议我打胰岛素，我不懂这些东西，拒绝道：“胰岛素不好，打上就离不开了。一型的给他打胰岛素，我现在是二型糖尿病，不要打胰岛素，吃点药就完了。”但归根结底，我控制不住自己的饮食，糖尿病也越来越严重。  
　　1993年，我听说香港对糖尿病的治疗很有研究，我的女儿又正巧在香港，我就前去咨询。一番了解后，我得知，国外针对糖尿病患者都是采取胰岛素治疗的方法。因为药物里含有一定的毒素，对人身体的肝肾器官都有影响，打胰岛素比吃药更好。之后，自1999年起，我也开始注射胰岛素，目前尚未有并发症。  
　　虽然身患糖尿病，并且时常住院，但我依然保持乐观的好心情，还时常帮助别人。住院过程中，众病友们委任我做“七队长”。所谓“七队长”，就是要发现大家住院期间的困难，向护士长、医院领导反映情况，同时也帮助大家解决些小问题。医院里电话坏了，我换上自己的衣服，回家拿来钳子、电线、电线板等工具，将它修好。平日里椅子板凳坏了，我也可以帮忙修理一下。总而言之，我在住院期间也不曾给领导添麻烦，还热心为大家做好事。甚至当我出院离开时，大家还感慨：“韩桂山那个老江湖出院了，我们就少了一个主心骨了！”能够得到大家的赞扬和肯定，让我十分高兴。
　　自1991年开始注射胰岛素控糖以后，我亦开始认真学习有关糖尿病的知识，并真正运用到自己身上。
　　依我自己的经验总结，糖尿病病人只是需要控制饮食，而不是拒绝饮食。鸡、鸭、鱼、肉、蛋、豆、奶、杂粮、蔬菜、水果，各种食物都要吃，只是要少食多餐，要注意“等值交换份”。所谓的“等值交换份”就是要把握食物摄入的量。比如，糖尿病患者吃了一定量的大米，那就不要再吃包子；喝了米粥就不要再吃面条……将所有食物的摄入量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便不会危害身体健康。但这并不只是寥寥数语那么简单，而是需要通过学习后才能掌握。
　　通过早些年患病总结出的经验，我也自己总结出些规律。饮食方面我坚持做到每日“四个一、两个二、一个六”。“四个一”指每天一袋奶、一个蛋、一斤蔬菜、一个水果；“两个二”指每天二两肉或豆制品、二调羹油（正常吃饭使用的调羹，大约容油25克）；“一个六”则是指每天要吃不超过六克盐。此外还有“五个一点”，即多学、多懂、多用一点（指了解糖尿病有关知识）；嘴巴管严一点（指控制饮食）；运动多一点；必要时，治疗糖尿病的药和胰岛素要用一点；心里平衡一点。我将自己总结的小方法拿给医生看，颇受好评。而我自己也正是通过这些做法才将糖尿病控制得很稳定。
　　这些年来我不断总结经验，抗糖知识也越来越丰富，还有许多机构请我前去做讲座，专门传授我的抗糖经验。如今，北京47个大课堂，我受邀参加其中的20个——解放军医院有301医院、304医院、305医院、306医院、309医院、空军总医院、陆军总医院、海军总医院、二炮总医院、武警总医院这10所；地方医院有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积水潭医院、北医三院、中日友好医院、瑞京医院、通州潞河医院等。虽然这些医院也时常邀请一些专家教授前去讲课，但我独特的授课方式和讲课魅力也有其与众不同的价值。在这11年的学习中，我利用自己体育方面的专长，特意编制了一套操，不仅能健身，还有治疗作用。此外，为了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我还会编一些口诀。如“你拍一我拍一，健康快乐七十七；你拍二我拍二，健康快乐八十二；你拍三我拍三，健康快乐九十三；你拍四我拍四，健康快乐一零四。”又如我模仿《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编排的，“雄赳赳，气昂昂，大家奔小康。雄赳赳，气昂昂，咱们大家奔健康。”我总是在和谐愉快的气氛下向大家传播糖尿病知识。
　　由于我在糖尿病方面有很大影响，许多单位请我去做班长。在那些专家教授正式开始讲课前，我先向大家传授我自编的健康操。我和其他患者沟通交流，与他们一起分享我的抗糖经验。我鼓励这些和我一样患有糖尿病的人，让他们正视糖尿病——糖尿病并不可怕，虽然不能根治，但是可以控制。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等来控制我们的病情，拖延并发症的发生时间、减少并发症的发病机会，甚至可以做到避免并发症。只要做到这些，我们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和其他正常人一样长命百岁。 
　　如今的生活条件好了，科技发达了，长寿老人也很普遍了。仅北京，就有四百多位年过期颐的百岁老人，那我一样可以。我希望自己80岁以前没病，90岁以前生活可以自理，100岁以前不拄拐棍、不坐轮椅。我将自己这种积极的心态传递给更多的患者，还将它编成口诀：“一个人身体好，个人不受罪，家庭子女不受罪，节省了医疗费，贡献了全社会！”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下，众人的心情也自然受到我的影响，不自觉地就开朗了许多。  
　　对于抗糖经验的传授，我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有些外地的患者打电话来向我请教，我都逐一回复，我是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个好身体，不受糖尿病的折磨。看到我的心得能够给予大家帮助，我都会发自内心地高兴。  
　　现在，有人给我冠名“抗糖明星”，这是表扬我在抗糖方面取得的成绩。有人称我“达标明星”，这是源于我自己总结的10项达标，即血糖达标、尿糖达标、体重达标、血压达标、总胆固醇达标、甘油酸酯达标、低脂糖达标、高脂糖达标等。在我讲课时，我将这些心得总结传授给大家。我也不需要备份讲稿，这都是我烂熟于心的内容。  
　　如今身患糖尿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见到这些人仍然饱受糖尿病的伤害我心有不舍，希望自己能将抗糖经验传达给更多的患者。为此，我不断奔波在各大讲座中。这样忙碌的生活也给我带来很大压力，当我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嘱咐我自己的冠心病也已经很厉害了，严重时甚至可能直接影响心脏，到时候再保养就措手不及了。医生表示，我需要给自己减压，不要总是那般疲劳。但我更为迫切地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糖尿病、克服糖尿病。我希望自己能够带给更多人健康的生活！
　　自1991年开始传授抗糖经验以后，我时常收到协办单位发送给我的各种纪念品，作为我为抗糖事业做出贡献的奖励。但我个人并不注重这些物质的奖励，反而由于我多年从事体育训练的缘故，我希望可以获得他人对我成就和影响的肯定。尔后，自2005年伊始，我更多地收获的是各单位给予我的奖状。 
　　我喜欢向其他人传授我的抗糖经验，也乐于和众人分享我的学习心得。邀请我的各单位会对我多加照顾。我在306医院讲座的时候，每日在医院用餐，一天只交1元钱，三个月也不足100元。这些钱便是我自己在家吃饭都不够成本，我能感受到这是院方对我的照顾，他们也感谢我的付出。对于那些患者，我们就更是亲切了。他们乐于和我交流，也感谢我的指导。在团中央授予我“星星火炬”奖章大会上，我结识了一位刘先生，他感慨万分：“我要是早认识你，我这个糖尿病也不至于到现在指标都居高不下啊！”各单位对我的盛情邀请，患者们对我的诚心感谢，都让我愈发坚定自己从事的“抗糖”工作。而他们对我的肯定与爱戴亦是我个人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有力体现。  
　　虽然我自己的身体也微有不适，但是我坚持参加北京20所讲堂的活动。如在301医院的授课，以我耄耋之年的高龄，我一年只请过一次假，还是为了参与我五项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五项队”光荣称号的重要活动；其它讲堂的授课更是始终坚持，从未中断。我号称自己要做“永远不毕业的博士生”，永远学习，永远追求进步。我想，这就是一种年轻的心态。正如如今有人问我高龄几许，我从来只说自己“80岁”。我认为，在我85岁以前都是80岁，还能一直很活跃，不要过早地暗示自己年岁已大。我希望和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感受他们的思想、作风。老同志虽说经历风雨，感悟深刻，但难免受到时间的掣肘，因循守旧；年轻人则不同，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超越、创新，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仅这一点，我便希望可以和他们多加沟通，使自己也感染到这样的激情。  
　　我在“抗糖”方面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黑龙江省电视台，以及多家报纸杂志均对我进行过专访，传播着我的文化。我们政治部的范政委亦对我表示鼓励支持：“我们单位里还从没有这么一个人物。你来了以后，给我们这个干休所也增添了很大的光荣。”政委还承诺，“韩老，以后只要你因公出去上课，都不收你的油票。”油票是部队里的凭证，老干部允许车接车送，对老人的优待。但我并不恃宠而骄——我有老年证，坐车不用花钱，北京的公交也很方便，上车还总有好心的年轻人给我让座。那我就自食其力，仅怀一颗感恩之心，但不随意利用国家资源。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人，首先要打破私心作祟。人没有私心，可走遍天下；包含私心，则寸步难行。  
　　2010年10月27日，301医院有一批糖尿病患者结业。毕业时，一位78岁的老年模特在台上讲她自己的抗糖经历，其中就提到了“五个八”这个理论。她讲到，自己就是通过“五个八”的学习，控制住自己的糖尿病的。我听到心里很温暖，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五个八”就是我编排的。但我知道有些患者可以利用我的经验抵制糖尿病，这对我已是个巨大的安慰。有位教授在讲说时说道：“你们这些80岁以上的老人，不要想得太多，活一天算一天！”我不以为然。糖尿病虽是终身病，世界上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全世界人的努力下，这种病一定可以被攻克。而就目前来说，我们也可以尽力控制自己的病情。只要保持健康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体育运动，我们也可以力争活过百岁！不活99谁也不能走，百岁以上多活一年赚一年。  
　　我相信，所有人都希望自己长寿，都希望自己能够和妻子儿女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要想实现这个目标，身体就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以我自己为例，我认为自己活得很有精神、很有活力。有时别人也批评我，叮嘱我要适当减负。为了自己的身体，我确实也注意自己的休息，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自己在抗糖方面的工作。虽然辛苦一些，操劳一些，但是我心里很痛快。我致力于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这种心情的支持下，无论花费多少时间、精力，我都知足。这种良好的心态也对我自己的身体可以有个很好的调试。  
　　过去在部队里，我听从党的指示，跟随组织的脚步，执行领导的决策，也因此培养出了许多人才，甚至有些人的发展还在我之上——有当院长的，有任司令的，还有做部长的，这些人都是我带出的兵。他们也会时常向我透露个人近况“队长，我现在当上了公安局副局长了”、“队长，我当上局长了！我要感谢你的栽培”……队员们的成绩也是我的光荣，这让我很满意自己所有的付出。如今我离开岗位，但我并不想在晚年庸庸碌碌地生活。我自己已经致力于糖尿病的宣传，但我希望能够涌现出更多像我一样的同志，我们共同为这个社会做出些工作，为“抗糖”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惜任何代价，真正将这种积极、健康的治病心态传递给更多的患者！
　　浓浓非典情
　　年至耄耋，但我依然生活得有滋有味，不仅如此，我亦希望身边的同事、朋友、战友，都能健康快乐地生活，珍爱自己的生命。
　　2003年，非典席卷我国，带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当时，我正在为某种医疗产品做健康宣传，对方奖励我一辆汽车和许多他们的产品，价值106万。这些产品本身对我无用，但对于治疗非典却有很明显的功效。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将这些物资捐献给了小汤山医院，此举也获得了我家人的支持。  
　　这于我，只是很寻常的好心之举，但却可以拯救千百人的生命，我心自欣喜。时值今日，小汤山医院的院长还铭记着我当时的馈赠。2010年初，我在309医院进行了老干部身体检查。七十多项指标我都正常，对方也很为我的健康状况高兴。301医院的陆菊明主任曾对别人提及我说：“我们这个大课堂有个60岁的人上《糖尿病之友》的封面了！”后来他才知道，我哪里是60岁，分明有八十多岁了！他称我是80岁的身体，60岁的心脏。健康的心脏才能保证我的长寿。  
　　健康是人最大的幸福，我要做个健康的传播者。在人民大会堂健康高峰论坛会上，第一名是洪昭光 ，第十名则是我。洪昭光是国家高峰论坛里的领导，本身又有许多成就，是绝对的专家。我完全不是专业人员，而是凭借自己的一腔热情在为糖尿病事业做贡献。能够和他相提并论已是对我晚年工作的十足肯定与褒奖。想起周恩来总理对叶剑英元帅的评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也要做这样一个对人民、对党有贡献的人。即便退离一线，我也要做到老有所为！
　　后记
　　回顾我这已经度过的八十余载春秋，无不脚踏实地，稳扎稳打。 
　　成为我国军体运动会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并非一蹴而就。这有我平日训练时的严格态度，也有我数次比赛积累的经验、总结的教训，更有我临赛时坚强的意志和执着的信念。 
　　从一个贫苦家庭中的无知小儿，成长成为我国军体大队的第一任队长，更非天赐恩宠，其中饱含着我每行一步、每涨一分的滴滴汗水、寸寸跋涉。二七步校、军体学院的进修深造让我不断充斥自己的内在；军体训练、体育教范增进我的专业技术；非洲当专家做指导、恢复射击队、组建五项队在实践中磨练我的能力。不劳则无获，但若肯付出，亦必然有所收获。  
　　正是由于我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于更高目标的不断追求，我在退休之后也没有迷失自己前进的方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继续在岗位上为五项队培养人才，又致力于教育事业，开展军体学校。更有与糖尿病坚决抗战的不懈努力与自主学习。  
　　生命因为我的脚踏实地而步履清晰，我在人生漫漫旅途中深深印下自己前行的足迹。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暗自思忖我这一生，我无愧于心，无愧于我的祖国和信任我的人民。勤奋、进取、忠诚是我一生信奉的准则，我始终以此敦促自己，亦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体会我的经历，了解我的信念，沿着我所走过的这条人生路继续开拓，将之拓展为我们的康庄大道。  
　　子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唯以观者众化于此，吾所愿也。